做女儿时很愤恨做母亲时常愧疚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陈英

《暗处的女儿》一开始就呈现了两个女儿离开之后，勒达的轻松感：“我感觉很自由，却没有享受自由的愧疚感。”这种轻松感一方面是因为她摆脱了照顾女儿的重担；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距离遥远。作为母亲，她除了通过电话提供情绪上的支持，让女儿把她当垃圾桶，发泄怒火、宣泄痛苦，也无法承担其他责任。

“愧疚感”像一种顽疾很快就全面复发

然而这种“愧疚感”像一种顽疾，很快就全面复发。她刚刚到达度假的地方，就开始感到不安，回忆起以前女儿出行时自己的各种焦虑和担忧。她担心她们的控诉，说她“心不在焉，不关心她们，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勒达是一个教授英美文学的大学教师，她个性很强，有些自我，也喜欢彰显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比如在海滩上，她有意让在那里度假的那不勒斯家庭看到自己很有文化，会说几门外语。她热心和几个荷兰人沟通，让他们给那个大家庭聚会腾出地方。但轮到要她自己挪开时，她顷刻间变得不那么客气，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的几番请求。

这种态度的剧烈转变正是“那不勒斯性”的体现，上一刻还热情洋溢，下一刻可能就会兵戎相见。我们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也能体味到这种社会氛围。费兰特除了讲一个故事，还揭示了背后特点鲜明的社会文化。这也是电影版《暗处的女儿》把背景设在美国让我觉得突兀的缘由。勒达是那不勒斯“胡同妞”出身，她身上也带着这种印记，故乡留下的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我出生在同样的环境中，我的叔叔、表兄弟、父亲都是如此。他们霸道又客气，通常彬彬有礼，善于交际，但在他们嘴里，在虚假的和善之下，每个请求听起来都像是命令，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变得粗俗而暴力。”她态度的转变暴露了过去的生活——她所厌弃的、竭力让两个女儿摆脱的生活，也揭示她内心的纠结和斗争。这个细微的转变揭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她掩饰、抑制的东西一直在那里，包括对母亲的愧疚，对两个女儿的愧疚。勒达选择离家出走，两个女儿有时会被送到那不勒斯由她们的外婆照顾。外婆由于照顾她们，身体变得很虚弱。但勒达没有对母亲表示过感谢，还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她身上，指责她给两个女儿带来的坏影响。这里的情节非常有冲击力，母亲在这些猛烈的抨击下，不久之后死去。她在临终前用方言说：我有点儿冷，勒达，我太害怕了。勒达的母亲在伪装小资产阶级太太和扮演“不幸的女人”之间跳转；勒达在优雅上层知识分子和暴力轻浮的那不勒斯底层出身的女性之间跳转。有时这种跳转发生在一刹那，事后总是留下无限懊悔。比如她在忌妒中把女儿的一位女同学从家里驱逐出去，只因为那是一位光艳照人的少女，会让她女儿玛尔塔显得黯淡。

勒达在女儿年幼时抛弃了她们，她对女儿的愧疚可能是全书最折磨人心的感情。勒达离开之后，虽然不承认因此遭受的痛苦，但她承认自己感觉很沉重，“就像肚子痛一样，每次听到有孩子叫妈妈的声音，我都会心跳加剧，猛然转身。”这也让她在最后对尼娜坦白：“我是一个不近人情的母亲。”勒达在懊恼之中想起了很多往事，包括她对女儿施暴。她打了大女儿比安卡。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就冒冷汗，喘不过气，当时她在一怒之下弄碎了玻璃门，“玛尔塔拉着我的裙子，比安卡在走廊里，在破碎的玻璃中间盯着我”。

女性人物身上的“独立强迫症”

她强烈的个性和自我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得到了体现，事后带来的也是隐秘的愧疚感。她在学术上获得了一些成就。她期望让所有人相信，也让自己相信这是她靠自己实现的。她想要强调自己的优点、品质和独立，但自责还是浮现出来，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对布兰达感到很愧疚，是她把那篇文章给了哈迪”。我们在费兰特书中很多女性人物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情感，我们权且称之为“独立强迫症”。社会偏见让她们在取得成功时，必须不停地证明自己的能力。我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一位意大利女学者有过和勒达年轻时类似的遭遇，但事情过去快三十年了，她真正成为了一个有实力、享誉全国的学者。男同事谈起她还会旧事重提，但有一天另一个女学者怒了，说：“她还需要做多少事儿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你们干的烂事儿还少吗？”勒达内心幽暗的东西，展示了女性在对抗社会偏见时的选择性遗忘：她拼命掩饰自己可怜的处境，只选择呈现和社会要求相容的东西。

勒达对于女儿的愧疚，使她在沙滩上度假时，目光一直停留在一对母女身上，完全印证了心理学上的“吸引力法则”。表面上尼娜是个完美、让人羡慕的母亲；而知识女性勒达作为母亲，经历了一场并不完美的体验，内疚使她成为一个内心扭曲的女人。勒达觉得尼娜是个完美的母亲，埃莱娜是个理想的女儿。她内心激起了强烈的忌妒，把埃莱娜非常依恋的娃娃拿走，让她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勒达要为自己难以启齿、无法理喻的行为找到根源。

在《暗处的女儿》中，虽然没有挑明，但基本可以确认尼娜是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她确实容貌出众，我们可以看看她的真实处境。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已经讲述了“老大的女人”的故事，比较典型的是那不勒斯黑社会组织“克莫拉”城区老大米凯莱的妻子吉耀拉。在《离开的，留下的》的开头，她倒在城区花园里的情景让人触目惊心。这和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风情万种、抢尽风头、恣意任性的“老大的女人”截然相反，现实中她们的人生完全不同于这些刻板印象。

在意大利的打黑斗争中，1992年5月23日，巴勒莫法官乔瓦尼·法尔科内、他妻子弗兰切丝卡·莫尔维洛法官以及保镖一同被炸死。这是在黑社会最猖獗时期发生的惨烈事件。法尔科内在死前一年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一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黑手党内部的性别关系：

对黑手党来说，唯一重要的女人应该也必须是“他孩子的母亲”，其余女人都是婊子。合法妻子在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不受到羞辱，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出轨，谨慎行事，避免让人说闲话，那对黑手党组织来说都没问题。而且风流韵事只要相对保密，不加以炫耀，甚至能增加该黑手党分子的“专业权威”。

愧疚感是控制女性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通常被简单地划分为两种形象：要么是贤妻良母，要么是“坏女人”。这种观点在黑手党组织里尤为明显。“他孩子的母亲”这个称呼表明这些女人没有任何自主权，只能服从于所谓神圣的母爱。通过这种方式，男人让女人习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角色，并将其视为一种荣誉，从而放弃任何形式的反抗。尼娜无疑和这种角色设定相对应。正是这种无形的压抑，让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她在婚外插曲所冒的风险，和勒达当时所面对的风险截然不同。勒达在扮演一个自由、独立、优雅、勇敢的女性，生活中没有暗流。她自我赋权，离开了丈夫和女儿，当时她确信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同样身为母亲的尼娜，自己无法获得这种权利，而是试图让勒达帮助她离开，摆脱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处境。勒达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尼娜提出了一条出路：“你得回去读书，毕业后找份工作。”

勒达的故事精确展示了一种忠于自我的“出走”带来的问题——她是被各种愧疚感折磨，神思恍惚的女人。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就站在女性角度，阐述母性这一复杂的主题。她写道：“愧疚感是控制女性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无法彻底摆脱这种控制。”从夏娃作为诱惑者使亚当偷食禁果，让他们从伊甸园里被驱逐起，这种叙事就已经形成。这一内疚感是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因此让“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变得合理可行。

费兰特的《暗处的女儿》是一本会让人“不适”的书。书中的各种情绪暗流涌动，会把读者席卷入一个母亲的内心世界，零距离体会到她的焦虑、不安、疲惫和暴躁。故事毫不掩饰地讲述了作为母亲的阴暗面。勒达做女儿时很愤恨，做母亲时很焦虑，就像她所说的：“我们应该从小就告诉女孩真相，让她们自己想办法，营造出一个可以接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