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罢工”折射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四重困境

孙立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助理

近日，美国汽车工业联合会（UAW）举行大罢工，要求美国汽车巨头（通用、福特、斯泰兰蒂斯）大幅加薪、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目前，罢工已覆盖美国20个州的38家上述企业的制造工厂和配送中心。与夏季发生的好莱坞编剧、酒店等服务业和快递物流公司发生的罢工不同，此轮罢工的发起者UAW拥有15万名会员，涉及美国制造业的核心——汽车行业，影响力和波及面更为广泛。

9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赴密歇根州贝尔维尔罢工现场,鼓励车企工人“坚持下去”，成为美国现代史上首位现场支持罢工的在任总统。9月26日，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到底特律郊区发表讲话，为汽车工人“站台”。

政治之争不断、经济复苏低迷、社会不满、工人无助等问题相互交织，正将这场大罢工推向高潮。这场罢工最终会如何收场不得而知。但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折射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四重困境。

成本之“难”。“拜登经济学”核心之举是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税收抵扣等措施，减少美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激发车企本土投资意愿，提升全球竞争力，引导汽车等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但《通胀削减法》《芯片与科学法》等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弊端推动美国通胀屡创新高，导致美国民众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无感”、对车企利润大幅增长却无视工人疾苦的愤懑、对实际工资收入下降的强烈不满。这些成为大罢工的主要触发因素。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23年三季度，美国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795美元，仍低于2020年疫情前的47719美元。可以预见的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汽车行业大罢工提薪40%的诉求将具有“破窗效应”，引发其他制造行业效仿，进而增加企业的成本，与“拜登经济学”的初衷相悖。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埃里克·戈登教授表示，美国制造业的振兴将取决于自动化和劳动力，如果劳动力成本太高将失去竞争力。

转型之“难”。拜登绿色新政的发力点之一在新能源汽车与大容量电池。受美国绿色产业政策帮扶，到2022年底，美国企业已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和电池工厂累计投资2100亿美元，高于2020年底的510亿美元。但伴随新能源和先进技术的发展，汽车向电动领域转型将会导致数万个传统汽车工业岗位流失，很多原本体面的就业机会变成低薪岗位。UAW主席强调，传统汽车向电动汽车过渡，必须是公正的过渡，美国政府必须兜底。拜登一方面表态支持工人罢工，巩固执政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坚定推行绿色新政，标榜“拜登经济学”政绩。他的新两难恰恰反映出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转型之难。

集群发展之“难”。从经济地理看，美国此轮历史性投资重振制造业，正在打造新的中部“工业走廊”。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业，美国企业投资聚焦北部以密歇根为代表的五大湖“传统汽车工业带”，以及以田纳西、堪萨斯为代表的南部“阳光带”。与北部传统汽车带相比，美国南部地区对企业建厂投资的工会设立条件相对宽松，更容易得到外国企业青睐。一旦大罢工愈演愈烈，传统车企盘踞、工会力量发达的北部地区投资吸引力下降，投资者将纷纷聚焦南部“阳光带”和墨西哥湾地区。9月25日，美国福特汽车暂停了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新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建设。如果形势持续恶化，美国南北制造业集群平衡发展的布局将被打破，地区产业失衡或更加凸显。

产业链合作之“难”。大罢工的蔓延和发展，将加剧美国贫富对立和社会矛盾，其结果必然使美国政府刀刃向外，采取更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标榜“可变几何”经贸外交理念，要在全球产业链合作议题上重组“小圈子”。但补贴政策已经引发欧洲盟友的不满，一旦美国在市场准入、限制投资等方面做得更多，将影响美国重塑全球产业链的领导力。

此轮罢工还是进行时，但已经凸显美国经济结构、社会矛盾、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也必将给美国制造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编审：高霈宁 唐华 张艳玲【责任编辑：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