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消灭大理段氏

明代，沐氏虽然在云南实际上有说了算的权力，但仍受到明朝军政系统的多重制衡，本质上只是有一定自主权的明朝派出机构而已；大理段氏则是云南本地人尊崇的当地望族，元灭大理消灭的其实是相国高氏的军政力量，段氏王族虽然归降元朝，但摆脱高氏制衡后权力反而大大增强，且在元朝衰落时有复国的可能性。朱元璋一定要消灭段氏，就是为了不借助段氏的力量直管云南，虽然未能安全达到，但为清朝改土归流准备了条件，云南最终被秦制覆盖。

六脉神剑镇楼

元虽灭大理但倚重段氏

清朝的“改土归流”广受中外学界的注意。其实，在清代改革之前，明朝也曾大力重组并缩减地方的权力与自治。

明朝的一大进展，就是在云南建立相对单一的行政阶层。为此，明朝采取了数项重要的步骤，其中就包括移除段氏政权而扶持沐氏家族，并推动土司制度更进一步的制度化。

元朝承认段氏的权力，但明朝从一开始便决心除掉这个深具影响力的“族群政体”，因为后者是朝廷加强控制边疆的潜在绊脚石。

段氏的清除，象征着朝廷压倒地方土司的里程碑式的胜利。

自10世纪以来，段氏对于云南整体或部分的控制已经超过四百年，其权力已深深地嵌入地方机制。段氏政权在土著社会的重要性（无论是实际或象征）非常巨大。

即使如元朝那般成功统治云南，也没办法驱逐段氏；反之，元朝还要仰赖段氏去抑制或安抚众多大大小小的土司，必要时镇压地方叛乱。

在元朝统治的最后数十年间，段氏曾企图恢复他们在大理地区的自主。这也正是为何段氏会认为自己拥有充分的力量和资源与明朝这一西南地区新的外来者交涉。

元朝梁王毒死段功非常愚蠢

此事被郭沫若编成戏剧《孔雀胆》

但是，段氏对自治的要求被明朝的将领拒绝。段氏的领袖段明与其二子被俘至南京，一子被派到长城边疆的雁门关，另一子被派到长江中游的港口城市武昌。

当然，他们的职位属于荣誉性质，这是朝廷给地方土司的一种礼遇。其余的段氏精英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有些人战死，有些人改变姓氏逃到其他省份，甚至被迫迁徙至遥远的山东省。此外，还有许多段氏土司被捉到南京处决。

简而言之，段氏政权在云南被清除殆尽，此情形可见于明代土司的名单：大理地区有二十九个土司，其中只有一位姓段。

这位姓段的是否属于前述之段氏，详情不得而知。结果，象征当地居民及其力量的段氏，在云南就此消失。

不妨对照隋唐时代的爨氏与明代初期的段氏。

爨氏虽被隋朝征服并迁移到隋都，首领被斩首，但其子后来被唐朝送返云南并负责地方事务。

爨氏的遭遇显示了朝廷与地方政权的妥协。中原王朝虽有能力统一云南，但若无地方酋长协助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

明朝则不同，它不仅大动干戈并俘虏段氏，以彰显其力量，更重要的是，段氏成员或者被杀，或被迁徙至他处，段氏势力被连根拔起。

这说明，明王朝认为有能力或至少是有信心在云南进行直接统治，已经无法容忍地方势力的挑战及潜在的威胁，即便这个潜在的挑战者其实也可以提供一臂之力。

对于云南的当地族群而言，不管其他的土司力量多大，他们都无法取代在当地社会享有崇高威望的段氏。唯有段氏才能协调和驾驭分歧众多的族群，无论这么做是为了段氏自身还是为了朝廷权威。

虽然明王朝在面对其他土司时遇到了很多麻烦，尤其是在云南的南部边境地区，不过在除掉段氏政权之后，已经再也没有影响力及于整个云南的竞争对手了。

毕竟，地方土司群龙无首的局面更有助于朝廷对云南的掌控，同时这也符合传统的政治智慧—“分而治之”。

沐王府的地方自主权远不及段氏

虽然明朝铲除了段氏政权，但在某种程度上，明朝还是延续着元朝的三足鼎立体系，即帝国王侯、省与土司三者。为此，明朝采取的方法是给云南空降一个外来者。

当朱元璋决定统一云南时，他可能没料到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三十万明军打垮蒙古人与段氏是绰绰有余，但是，诸多地方土司却造成了永无休止的麻烦。

明军一到，土司便屈服；明军一走，土司就叛变，这让明军将士疲于奔命。

朱元璋说明军如“风行草偃，风去草仰”，这个评论颇为妥切。事实上，明军攻下昆明与大理只花费了不到半年时间，但抚平各地土司却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

因此，朱元璋决定增加驻守云南的兵力，总共大约有九万士兵驻于云南地区的九个“卫”，每个卫有近一万士兵，人数远高于中原地区的卫（平均五千六百人）。

如此庞大的驻军当然需要经验丰富且让疑心病畸重的皇帝放心的将领。

沐英是三位率军出征云南的将领之一，其他两位将军傅友德及蓝玉的官衔虽都高过沐英，但沐英有一个这两人无法相比的优势，那就是他是朱元璋的养子。因而，选择沐英驻滇似乎是朱元璋一个审慎的决定。

在朱元璋崛起的那段时间，沐英与朱元璋同吃同睡。因此，这位开国皇帝和沐英的亲密关系，使得沐英成为朱元璋派驻这个遥远边疆省份之最佳人选。

统一云南之后，傅友德和蓝玉班师回南京，沐英则受命平息地方叛乱，并留下完成使命。

沐英不仅镇压了叛乱，还控制住广大南部边疆地区的土司，恢复了社会秩序，云南也由此脱离了战争状态。朱元璋对此很是欢喜，称赞沐英道：“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

1384年，朱元璋决定让沐英永驻云南。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明代灭亡，沐家在云南共待了两百七十余年，曾出现两个王、一个侯、一个伯、九个国公与四个都督。这些头衔显示明王朝对其信任之深厚。

沐英所担任的职位乃是世袭的军职，也就是云南“总兵”（当地最高军衔），有权指挥“都指挥使司”（明朝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确实，在整个明朝时期，沐家始终是云南所有军事行动的主导者。

沐英及其子孙

理论上只有军权而无政权

沐家的特殊角色，使其得以树立并培养在云南的影响力与权力。

首先，沐家被赏赐大片土地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劳力，全数财产享有免税特权。不到五十年间，沐家就拥有田园三百六十“区”。

明神宗万历年间，云南省“承宣布政使司”之下的二十五个行政单位（“府”），其中十六个有沐家的庄园。而且，这十六个府之下的每一个州、县里也都有沐家庄园。

16世纪末，沐家共拥有超过一万顷的肥沃土地，几乎等同于云南承宣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治下的土地面积。

沐家庄园的大肆扩张导致朝廷多次出现弹劾之议。愤怒的官员们要求对沐家庄园发起调查，明朝也因此发布谕令，但不曾严格执行；而且，皇帝也准许了沐家终止调查的请求。

1610年，朝廷终于在大臣施压之下发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沐家庄园八千八百四十二顷田地中，只有一千三百五十八顷经过朝廷允许，其余或是购买而来（也许是强迫的），或是没收而来。

调查最终不了了之，因为朝廷并无进一步的动作。明熹宗天启年间，有官员数度请求朝廷向沐家征税以纾解地方财政困难，但这些请求都被皇帝掷之一旁。

沐家势力更是超越经济范围而进入政治领域。1396年，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驻守云南，沐英之子沐晟向朝廷“奏其过”，结果岷王被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废为庶人，徙漳州（福建）”。

数年之后，明成祖又让岷王返回云南，此举自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岷王和沐晟之间关系的紧张。岷王“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为了调解双方，明成祖分别告诫两人：“贻书岷王，称其父功”（提醒岷王谨记沐英的功劳），同时“诏诫晟”。

这件事清楚地显示了明朝的藩王在此番冲突中并非赢家。

沐晟上报岷王行为失当一事，或许暗示沐家被赋予了某种监视皇室成员及地方官员的职责，这也使得沐家不大尊重地方官员。

举例来说，沐昆曾让云南省三司从他家的“角门”进入，这显然是对地方大员的严重蔑视。虽然这可能是个孤立的个案，但由此可以想见沐家对于其他云南官员的态度。

事实上，虽然明代皇帝通过地方或中央官员得知沐家的行径，但皇帝却容忍了沐家的傲慢与不当行为。

为了安抚官员普遍的不满与怨怼，皇帝曾多次发布诏令警告沐家不要滥权或擅用特权。但诏令的口气固然严厉，却罕有实际行动。

皇帝之所以待沐家如此宽厚，是因为他们需要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宁，而朝廷对云南的控制必须仰赖沐家。

根据《明史·沐英传》的记载，多数封有朝廷头衔的沐氏继承人都亲冒矢石，这为沐家累积了非常充分的政治资本。只要沐氏家族仍然亲上战场，他们的行为不检与滥权都可以被皇室容忍或接受。

简而言之，只要忠诚于皇室，个人的恶行无关紧要。

明朝直管云南是改土归流前奏

毋庸置疑，沐家的财富超过元朝时期的云南王和梁王。然而，在法律上沐家并没有被赋予民政权力。

如前所述，元朝朝廷对云南的控制颇弱，至元末时，梁王已经主宰着云南省的行政。相对而言，沐家就没有这样的民政权力，明代民政事务是由三足鼎立体系的第二足即省级行政单位负责。

有趣之处在于，明朝的省级行政也是一套三足鼎立体系，包括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在每个省当中，三司各自有两个高级长官，这六个长官所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分担全省事务之责任。

省级行政的瓜分再次反映地方官员的分权化，同时又呈现朝廷对地方控制的强化。

明代省级行政体制的一大特色就是“卫所”制度，其功能是“军屯”，这是稳定边疆省份的关键步骤。军队驻守在云南的大城市或者重要的交通要道与城镇，如此一来，土著势力受到抑制，供给得以保障。

虽然云南的“卫”、“所”数量与地点随时而变，但此等级系统与机制依然建立，成为中央控制之基础，并在边疆地区输入和复制了中华文化。

在云南的卫所制度之下，十分之三的士兵要进行操练，其他则参与农业生产，为驻军生产必需品。理论上，每个卫所士兵会分配有五十亩的土地，以确保补给充足无虞，但由于地形的缘故，这一额度在云南无法达成。

士兵与其家庭被归类为世袭的“军户”，但有些士兵会设法脱逃，或者被纳入沐家的庄园。

明朝军屯的一大特色在于，朝廷鼓励士兵带着妻子一起迁到驻地，也鼓励单身汉在移至新驻地之前先结婚。地方受命负责护送士兵的妻子或未婚妻前往军屯驻地。某些状况下，驻地的单身汉甚至会被开除。

朝廷通常会为军户家庭提供交通上的协助，目的是要鼓励士兵及其家庭永久定居于驻区。因此，军屯不只成功将云南纳入中原王朝，而且也成为一种复制中原农业文化的媒介。

明朝的士兵、士兵的妻子与后裔大幅度地改变了云南，为当地开启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

明朝在西南地区的另一重大决议就是设立贵州省。之后，它便作为一个独立的省份出现。也是从这年起，西南地区的行政格局于焉创建，并延续至今。

明代贵州形势

虽然明朝派驻云南的军队数量之多，史无前例，但明军只能控制主要的城市、通道与贸易市镇，广大的乡村依然在土司的控制之中。

明朝承认这些地方势力，采用了诸多手段将土司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并尝试渗透到土司的权力结构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