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不能日出而作耕田而食？帝力说：想得美，总有办法能管你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四千多年前的《击壤歌》，现在唱起来还是令人心情舒畅，但是仔细想想，又会有些心头添堵：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如果望文生义，我们可以理解为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方式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跟君主的力量没有啥关系，或者说君王并没有进行任何干涉。

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是古人的一个美好愿望，但是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君王从来就不会放弃对土地以及依靠土地生活的百姓的控制，从三十税一到十五税一，然后是租庸调、人丁税、摊丁入亩，种地就能吃饱肚子，从秦代到清朝都是奢望——连汉室宗亲刘备都不能靠种地填饱肚子，只好织席贩履谋生。

如果“帝力”会说话，它听完《击壤歌》后也会付之一笑：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那只是想得美，我有的是办法管你！

“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这句话也是不太切合实际的美好愿望——“帝力”不可能“不作为”，它总是会想出一些花样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耕籍制度及税役政策，咱们今天就以《史记》、《汉书》、《旧唐书》为例，来看一看“帝力”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要强调一点，咱们说的是秦汉两朝对农民的帮助及袭扰，跟这管那管没有关系，读者诸君以今度古、对号入座，笔者也只能付之一笑。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治大国若烹小鲜，并不是说君王超凡入圣，治理国家如反掌观纹，而是别瞎折腾：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烹煮小鱼，千万不能多翻动，铲子筷子搅和太勤，小鱼就碎烂了。

《击壤歌》是先秦民歌，据说其中的“帝”指的是“帝尧”，但是到了东周列国，老百姓想“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很困难了。《汉书·食货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从“初税亩”开始，老百姓很难吃饱自己种的粮食了，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鲁宣公的初税亩制度，此事记载于《左传.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鲁宣公的初税亩属于层层加码，从原来的三十税一、十五税一，变成了两次十税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乱得不得了，老百姓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根本就对吃饱穿暖不存幻想，直到大唐盛世，帝王将相们才开始讨论与民休息：“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均其沃瘠，差其贡赋，盖敛之必以道也。量入而为出，节用而爱人，度财省费，盖用之必有度也，是故既庶且富，而教化行焉。”

有史料表明，即使是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末年，人口数量也比不上隋炀帝大业年间，这主要是因为李家父子太会搜刮，长安很繁华，而老百姓肚皮太空，我们仅看《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就知道唐朝又多了多少管农民的机构和官吏：“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随事立名，沿革不一。”

公元581年，北周灭亡隋朝建立，用了八年时间，将人口从九百万提升到四千万；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唐朝建立，一开始时登记的人口也是九百多万，一百零八年后，也就是直到公元726年，人口才达到了四千万：“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

隋文帝与民休息，隋炀帝横征暴敛，李世民大杀四方，这就是人口锐减和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历代明君贤臣嘴里说的是“简易之法”，做的却是繁文缛法，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

文章最后还是要重复一遍：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咱们今天说的是古代，特别是秦汉时期的赋税耕籍制度及管理办法，并没有反对设立服务农民的机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那个新设机构，是管理农民还是服务农民？如果只是保驾护航为民服务，那还是要大大地欢迎的，但是好事也得办好，万一把农管成城，那又该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