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的美男子何晏无视官方学派，大搞玄学，他为何如此猖狂？

前面说了，何晏在正始年间主持文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可惜的是，他却把朝堂变成了学术研讨中心，聚集一群名士，大肆清谈，讨论起了三玄问题。

这固然是何晏文人本色与政治职务的错配。

但何晏的谈玄，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切中了魏晋时代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朝堂是搞政治的，谈学术确实不合适，但没有学术指导的政治是盲目的政治，无法达到长治久安。

从这个意义上讲，何晏虽然“君子思出其位”，却切到了时代的脉搏。

而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涉及到整个魏晋200年士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是理解魏晋风度之心迹的主线，不可不察也。

1、何晏为何不谈儒家名教呢？

前面说过，到了何晏掌权的正始年间，诸葛亮已死，三国之间的战争从全面战争到局部战争，最后局部战争都打不下去了。

各国有识之士都纷纷提出收拾人心，经济上休养生息，文化重建。

前面说过，儒学是中国道统所在，天下秩序必须复归于此，那么，作为分管文事的权臣，何晏为啥要谈三玄，而不谈儒家，不谈名教呢？

原因有这么几个：

（1）附会在儒学上的阴阳学、术数、图谶，已经早就被人厌弃了。

早在东汉前期的王充（27-92年）写出了《论衡》，早已厌弃了天命；而经历过东汉后期惨痛教训的人，不信天命；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更不信天命。

（2）脱去天道神秘外衣的儒学，剩下的是满地的断砖碎瓦。

儒学代表的《五经》在先秦战国时代，就被人诟病为琐碎。

到了两汉经学时代，被经学家解读得各家支离。诸如几个字的经文，注释就多达上万言，甚至数万言。且各从师说，歧义丛生。

所以，到东汉，经学理论上有一种逐渐由繁到简的理论。但是，如何解决儒学的支离问题，仍是一个理论难点。

（3）更重要的是，士人的忠心，在东汉被狠狠地伤害了，在经历了三国的战乱生死之后，人们更愿意基于个人自身的感觉和生命体验，来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立得住。

此时我想起了王小波。记得曾经看过王小波写的一篇回忆他在胶东插队时候的小文章，他根据他插队时候，用皮肉折磨得出来的经验，把孔夫子的一个什么道理，臭批一通。

当时还觉得此人太过于狂傲。心想，你的那点皮肉之苦所得来的经验，怎么能比得上孔圣人深刻的洞察力？太张狂了吧？！

又想起了1980年代，张艺谋拍的《红高粱》上映以后，引起万人追捧，我当时看了大大不以为然：一个下九流的混混，凭着性本能，强奸了人家的新娘子，还搞得好像多有种、多有性格似的。如果这也算是有性格，那发了情的公猪都有！

现在想来，这些貌似张狂的小说、电影，实际上就是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一种国人普遍的心态：曾经虔诚地信仰某个伟人，某种理论，结果被忽悠惨了，随后就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从此以后，老子什么都不信了，一切都要用自己的切身感受来体验，一切道理，不管其论证多么严密，理想多么美好，目标多么伟大，都得在我心里过过筛子。过不了我心中的筛子，都见鬼去吧。

想来想去，那时候人的心态，大致和何晏时代士人的心态有点类似吧。

2、何晏又为何不谈名法呢？

前面讲过，魏晋三代君主，从曹操到曹丕、曹睿，崇尚的都是法家，但是，尤其到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睿，都是刻薄寡恩，不得人心，何晏势必深有体验。

而且，从国家长治久安来说，也不是长远之计。

3、为何谈玄学？

何晏要把天下秩序的理论重建，放到玄学，具体是道家之上，其线索，就在司马迁他爹司马谈著名的《论六家要旨》。

这里先说明几点：

首先，司马谈是皇家的史官，博览群书，有博大精深的理论素养。

第二，司马谈活动于西汉前期，这个时代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已经超脱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对战国诸子百家做个理论总结了。

另一方面，他又还没有进入两汉经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所以，司马谈写的这篇文章，从时代背景上来说，具有很大的客观性。

第三，从后世留下的何晏的有关记载来看，并没有何晏受到司马谈启发的明证，但是可以肯定，博览群书的何晏，应该对司马谈的这篇文章很熟悉。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旁证就是，随后解决何晏理论问题的王弼，所写的《老子指略》，明显是循着司马谈的这篇文章的线索下笔的。后面会看到。

4、《论六家要旨》简介。

这篇文章不长，我把它编辑重排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司马谈他首先把先秦诸子归结为六家：

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然后再点评其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案，在理论上的优缺点：

（1）阴阳家的优缺点：

阴阳之术，大祥（重视吉凶）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按：阴阳家的理论本于人的生产生活要顺应天地四时，这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显然非常必要。但是把这种思想走向极端化，如当代仍然流传的什么婚丧嫁娶，乃至于各种政治生活，都要看日子，这就过分了。】

（2）儒家的优缺点：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按：关于儒家“六艺”，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指西周教育系统要求士人必须掌握的六种才能：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

另一种说法是指“六经”：《诗经》、《尚书》、《周礼》、《易经》、《乐经》、《春秋经》。

孔子当年“述而不作”，成天收集、编纂、教弟子演练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认为里面有圣人的“道统”，当然就非常支离破碎，难得汇通。

更重要的是，这些固化的东西，不方便与时俱进，一味恪守，怕是要变成塔利班一样的“原教旨主义”了。

直到宋代的朱熹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真正的道统，其实在《论语》、《孟子》，又从《礼记》中抽出了两章比较富有概括性的文章《大学》、《中庸》，合为四书。

此后儒学就不再重视《六经》，而改为重视《四书》了，因为后者讲的是“理”，所以宋明时代的儒学又叫宋明理学。】

（3）墨家的优缺点：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按：墨家以大禹为榜样，崇尚生活节俭，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让人觉得人活着好像就是吃苦来的，好没意思。但是他重视生产，反对奢侈浪费，肯定是没错的。】

（4）法家的优缺点：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按：西周传统上也讲究君臣之礼，但是建立在“尊尊亲亲”的基础之上的，有人情味儿。法家去掉了这种人情味，一味强调君臣之间的权力地位差，显得等级森严，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失去了西周的“人情味”。】

（5）名家的优缺点：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按：名家据传是衍生于墨家的一个分支，强调理性的逻辑，有点类似于西方法学界的理性主义。但是从书斋里用理性推演出来的规范，或许不符合现实。另外，在后世，名法往往混合在一起了。】

（6）论道家：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按：在这里，大肆褒奖了道家的优点，要点是：（1）道家能够囊括以上各家的所有优点；（2）可以顺应时代的变化，还可以因地制宜；（3）要领很简单，方便操作。

所以事少而功多。相比之下，儒家凡事要君主事事操心，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样耗竭精力,不可长久。】

第二部分：对道家要点的进一步阐释：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按：这里是解释“无”。】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空隙）。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

【按：这里是讲“虚”。】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按：最后讲治天下，首在定神。】

总的来说，道家的要点如此简单，就是虚无二字，就把各家的优点全都包含了，操作起来简便易行，而且还劳少而功多。

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很难破解“虚、无”这两个要诀。

于是，以何晏为导引，王弼跟从，整个魏晋时代的精神追求，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对“虚无之境”的理解和践行。

从何晏留下的著述来看，他确实是循着这个思路走的。所谓的清谈，谈玄，大致也以此为旨归，试图能够由此入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位被讥讽为“顾影自怜”的美男子，心里居然包含着如此伟大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