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帝朱厚熜：能把握关键时刻，擅于管控群臣

在历朝历代中，明代一些皇帝的表现让人感觉着比较另类，比如大明嘉靖帝朱厚熜等。

朱厚熜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年，治国理政的业绩乏善可陈。不过，他的驾驭、管控臣子的能力却不容小觑。

一、紧握大权，不受摆布。

朱厚熜既没有汉高祖朱元璋等那样的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等那样受人摆布，大权旁落。这，通过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之争，就可知略知一二。

内阁首辅杨廷和等拥立朱厚熜称帝后，要把武宗朱厚照和世宗朱厚熜的堂兄弟关系变成亲兄弟关系，也就是另给朱厚熜找一个“亲爹”，于是，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仪之争

。

最终，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明世宗朱厚熜勉强同意尊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内阁首辅杨廷和被削官为民。

在“大礼仪”之争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了抗争，赢得了朱厚照的敬重。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班底的朱厚照，也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

随之，朱厚熜借助“大礼议”之争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人事格局，这是明世宗朱厚熜最大的政治收获。

二、不务正业，抓“大”放“小”。

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1522至1566年），有二十七年不上朝议政。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炼丹、祈福、读青词等。

一般情况下，一国之君，倘若如此的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朱厚熜并没有。对于国家大事，他还是有数的。他守住了祖宗的基业、大明的社稷。

那时，长城以北的蒙古鞑靼部不断侵扰边境。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鞑靼越境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史称“庚戌之变”。

此种情况下，朱厚照召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令诸镇军兵勤王。鞑靼退去之后，因整个“庚戌之变”期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等，朱厚照追究了相关人员的罪责。

可以说，朱厚熜是一个治国、玩乐两不误的皇帝。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日常的行政管理、赋税收支、军事调度、工程运作等，都是应该由臣子们去处理的事情，对他朱厚熜来说都是小事。

因为，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都是一些具体操作的实务。

三、立足根本，管控群臣。

朱厚熜认为，他只要掌控好任免、奖惩官员的权利就可以了。官员们在打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梦寐以求的是升官，心惊胆战的是罢官。

因此，只要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垂拱而治”，就可以视天下于近前，控天下于股掌。

但是，拥有了生杀大权，不等于会用。就朱厚熜的执政过程来看，他是会用的，而且用得非常好。

1、弹性使用严嵩。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多数朝廷官员们的弹劾：不但索贿于下，而且向宗室、封疆大吏直接或变相索要财物等。他的儿子，更是张狂得很，四处活动，为所欲为。

朱厚熜知道后，却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严嵩咨询政务，而且就是严嵩的回答不得体、不像回事，他也表示欣赏。如此这般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弹劾，就渐渐不了了之了。

但是，朱厚熜对严嵩并不是听之任之，并不是无条件地信任，而是经常地敲打他、警示他。

当朝野上下都认为朱厚熜对严嵩言听计从时，他却故意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安排一些国家事务；或者有意识当众反对他的合理意见，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处于尴尬境地。

这样一来，严嵩只能对朱厚熜俯首帖耳。

2、大力表彰徐伟。嘉靖四十四年，朱厚熜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

当时，朱厚熜坐在龙床上，袍服垂地。徐伟见了，迟疑不敢前进。朱厚熜就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

徐伟为他诊治完成后，朱厚熜就下了一道诏令给内阁，大力表扬徐伟。说徐伟的言行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

本来地上、地下，对于一般人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但在朱厚熜那里却有了天大的区别——地上，人也；地下，鬼也。

徐伟听闻了朱厚熜的旨意后，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惶恐不已。内阁的官员们了解了详情后，也是惊诧不已，暗自警醒自我。

朱厚熜虽不是很用心于国事，却非常懂得如何做皇帝。可以说，他是一位深得帝王之术真谛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