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极为不便的古代社会，如何守密于第三者、以及取信于第三者

导言：在通讯极为不便的古代社会，如何守密于第三者、以及取信于第三者？看似困难的问题，被古人用一块泥巴和铜片轻松解决了，这便是封泥与虎符的独特作用。

在《大秦赋》中，关于虎符调兵的细节出现了多次，其中有两个场景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吕不韦将虎符赐给公子成蟜的时候，特意大声宣读了一下虎符的“产品使用说明”：

“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从之。”

意思是说，凡是需要调兵超过五十人，杜地将军的左半边虎符必须要和君王的右半边虎符契合并勘验无误之后，方能采取军事行动。

显然，吕不韦这段话的意思表达并不完整，毕竟这只是从大名鼎鼎的秦“杜虎符”40字错金铭文中节选的一段，完整的杜虎符铭文应当是：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从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

可以看到省略的有两点，一个是前提条件：调兵之符，右半边在君王处，左半边在杜地军事长官手里；一个是特殊情况：即如果遇到需要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就不必合验兵符可以立马行动。

除了这个场景细致地说明了虎符的使用说明之外，另一个场景则彻底还原了虎符的使用方式，即秦王政决意进攻赵国，在点将台上分别从盘中拿起三枚右半边虎符，而后与王翦、杨端和、李信三位将领一一合对虎符。

有意思的是，这三枚虎符加上之前吕不韦和公子成蟜的一枚，正好出现了四枚虎符。而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虎符实物，也均属于秦国，共计四枚，分别是杜虎符、新郪（qi）虎符、阳陵虎符以及战国金虎符。

这四枚出土虎符之中，除了新郪虎符为立虎姿态外，其余三件均为卧虎状；此外，其上铭文也有很大区别。

新郪虎符的铭文为：

“兵甲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从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

阳陵虎符的铭文为：

“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不难看出，几则铭文中最大的区别在于，杜虎符铭文称右在“君”，新郪虎符是右在“王”，而阳陵虎符则是右在“皇帝”。很明显，左半边都在地方将领手中，而右半边则在朝廷的君、王、皇帝手中。

那么，虎符铭文中所谓“君”、“王”以及“皇帝”，究竟是秦国哪个时期的哪一位？

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考证，三个虎符都属于秦代的话，那么秦国只有秦惠文王（前356-311）一人先称（公）君，后称王（前325年改称王），秦王嬴政则开始称皇帝。

不论是《大秦赋》还是记载中，秦代虎符有这么几点特征：

1、虎符分左右两半，左半符由地方军事统帅控制，右半边由王、君、皇帝掌控，之所以有此分别，可能与秦人尚右有关。

2、虎符基本为虎形，除了新郪虎符为站立虎形，其他三者均为伏虎状

3、虎符为青铜错金，材质为铜制，错金文字从首至尾，文意完整。

关于古代虎符的使用，在历史上有两个著名事件，可以让我们看到其使用的特殊性。一个是“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个是“长信侯嫪毐叛乱”。

先说前者，信陵君能够成功窃符，有两个人很是关键，一个是侯赢，一个是如姬。前者出主意，后者去行动。

侯生乃屏人间语曰：“赢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兵符与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

而事情最为奇怪地方在于，侯赢和信陵君在拿到虎符赶到邺地后，即便是虎符相合，却依旧未能取信于地方军事长官，故而晋鄙“疑之”，因此朱亥才不得不将其锤杀，才成功掌握了其手下的兵将。

按照虎符的使用制度看，一般来说只要左、右两符相合，将领及士兵应该是只认符不认人的，如此才能保证君主对于军队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何晋鄙看到两符相合之后，还会如此疑惑？

这其中实际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点并未言明，那就是虎符必须与诏书或玺书一起使用，才可发兵！

因为金属虎符上能够记录的文字信息有限，所以关于发兵的具体细节问题，诸如此次出兵的缘由、主将、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宜，则只能通过诏书、玺书进行辅助说明。这也是为何剧中秦王政会让将虎符与诏书一起送去的原因所在。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有了两半虎符只是代表你客观上拥有了调兵的权力，但是必须有君王的具体诏书才具有行使这份权力的合法性。

关于虎符使用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秦王政九年、长信侯嫪毐之叛乱。和《大秦赋》中演绎的声势浩大、跌宕起伏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大致经过。

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可以看到，尽管嫪毐深受赵太后宠信，假造了王玺和太后玺，但由于手中并没有征调大军的虎符，他能调动的也就是县卒、卫卒、官骑、舍人这些依附于他的亲信，参与叛乱，而且其攻打的也只是蕲年宫而已。并不像剧中所演绎的那样，甚至还调动了骊山大营的大秦锐士前往雍城去杀死嬴政。

调兵需要虎符和诏书，虎符可以勘验，那么诏书如何保证其真伪，这就要靠盖有印玺的封泥了。

在《大秦赋》中，当吕不韦拿着诏书去请赵太后盖太后玺时，赵姬却表示这种累人的活儿还是交给宠爱的嫪毐吧，直接把吕不韦惊的目瞪口呆。但也正是嫪毐的一番操作，让我们看到了关于印玺封泥的使用方式。

即先用小竹片将需要加盖印玺的部位细心抹平之后，再用太后之玺铃印其上，当时因为是相邦吕不韦和赵太后两人监国，故而才需要秦王政的王玺以及赵姬的太后玺，在两个封泥上分别加印才能具备法律效应，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保密法”实施措施。

一般来说，封泥作为机密文件的附属物，在被揭取之后，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而，从历来秦代封泥发现的情况来看，秦汉时期的封泥也往往于一地点集中废弃或埋弃。从泥土中找泥土（封泥），其实并不困难，一个原因在于其质地较硬，另一个则在于其表面印文。

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提出“战国时秦俑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说法，因此将战国文字分为东、西两个大系列。而李学勤先生则在王国维的基础之上，把古文字与历史、考古研究结合，以地域为经、以断代为纬，将其细分为燕、齐、三晋、楚和秦这五系。目前来说，战国印玺及封泥文字亦可沿用此分类。

“在印玺印面文字的做法与布局上，秦最近于楚，而距三晋最远；这与秦直观制度最近于三晋，而距楚最远，恰恰形成了极为有趣的对照”，周晓路先生的这段话揭示了战国历史宏大背景下的幽深抉择。

早在春秋时期，秦晋就关系不错，这不是还有“秦晋之好”这个成语流传至今。但是从秦穆公死后，秦国国力衰微，强大的晋国便是秦东出逐鹿中原的最大障碍。公元前376年，三家分晋，虽说晋国的分裂暂时减轻了秦国东进的压力，但独立的韩、赵、魏三国却依然对秦国虎视眈眈。

魏有吴起变法，富国强兵；赵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兵甲强盛；韩有申不害，内修国政。在三晋变法图强之时，秦国无法东进自然只能积蓄实力，以求破局。而此时秦孝公决意改革，则有卫人商鞅入秦，而商鞅变法的蓝本则是魏国李悝的《法经》；献“远交近攻”之计的范雎是魏国人；以“横”破“纵”的张仪亦是魏人。

可以说，秦国从政治到军事、从内政到外交，基本上都深受三晋文化的影响，因而秦国的职官制度也更近于三晋。而秦与楚的关系，则毋须赘言，秦王嬴政的祖母华阳太后为楚人、丞相昌平君芈启亦是楚人。秦人与楚人有着相似的立国经历，以战争和婚姻作为媒介的常年往来，为秦楚文化的相融提供了前提条件。故而，秦系印玺之布局则有更多的楚风特征。

通讯自古到今要解决的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速度”，你以多快的速度（传播）；第二呢，是“容量”，你要传递多大的信息；第三呢，就是“保密”。现代社会中，这三个都已经不成问题。但对古人而言，在前两者无法改进的前提下，就更为突出了帝三个问题即“保密”的重要意义，虎符和封泥正为此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