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助贷兜底面纱，窥见息费高筑背后担保链条

就在诸多银行自营消费贷利率迭创新低之际，定价趋于36%的高息网贷产品在中小平台展现出扩张之势。虽然这些网贷平台最后的放款人可能是银行、消金公司、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但有一方重要参与者不可忽视——充当助贷兜底角色的融资担保公司。

“虽然融资担保公司不是网贷里的必要角色，但是在助贷模式下，一般都会有融担公司提供信贷增信，如代偿担保、风险分担等。”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大中型银行、头部平台“掐尖”优质信贷客群背景下，一些持牌金融机构通过助贷平台打开量价空间，瞄准高定价的下沉资产。

记者调研了解到，通过引入两家融担公司拆分定价从而绕开24%的利率定价上限要求的“双融担”操作正在行业内发酵。可以将这种操作简单理解为，将36%的息费设置拆分为两部分，分别通过不同的融资担保主体实现，体现在客户层面，就是需承担融资担保费以及融资担保咨询服务费。专家认为，这加大了借款人的债务脆弱性，表面上虽然分散了风险，实则形成复杂的担保链条，可能减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动力，导致风险向担保体系过度集中。

无处不在的网贷入口

打开手机，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App接入网贷入口；应用商店里花样繁多的专门分期、贷款类App，以及不能通过应用商店上架审核、需“定向下载”、主打资金周转旗号的App无处不在，不禁让人感叹，真是“各种App都想借钱给你花”！

以消费场景App嵌入贷款入口普及为例，记者发现，不管是电商、短视频、音乐类App，还是外卖、出行、美颜相机类App，都少不了网贷或助贷业务。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认为，电商、出行、生活服务等平台通过内置信贷产品，将用户行为数据转化为授信依据，降低了借贷门槛，实现了信贷产品的普惠化。

冠苕咨询创始人、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也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金融消费者在日常消费场景中可快速获得贷款服务，满足了即时消费需求。而一些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丰富的消费场景，通过接入贷款业务，能够将流量转化为经济效益。

同时，记者搜索发现，应用商店和微信小程序中分期、贷款、资金周转类的产品也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平台流量变现与消费者需求的双向驱动所致。”周毅钦说，助贷平台数量增多，表明市场对金融贷款服务的需求旺盛，尤其是在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足的领域，助贷平台和助贷机构提供了更低的借钱门槛和更高的贷款可得性。

观察一众网贷产品宣传页面可以发现，不少平台在提示最高利率上限时通常会提及24%或者36%。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一般认为，24%是法律强制保护的利率上限，36%是法律认定的高利贷红线。

“前两年，头部助贷平台对24%—36%的高息资产做了大力度压降，目前定价基本限定在24%以下。而一些中尾部的助贷平台定价趋于36%的高息网贷产品还在扩张。”北京一位资深助贷人士表示。

对于涉及持牌金融机构参与的网贷平台，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持有金融牌照的平台属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金融机构，其借贷纠纷不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规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其贷款利率上限（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可以超过24%，但是如果主张的费用显著背离实际损失，则超过24%的部分法院不会支持。

“平台做36%定价的资产是在打擦边球。”岳强说，平台若是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则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犯罪。

高息费背后的融担身影

金融机构信贷投放遵循差异化定价逻辑。上海一位资深信托业人士告诉记者，客群质量决定利率高低，更为下沉的平台，其利率普遍偏高。“网贷客户池内一部分是银行的信用白户，这部分人由于缺乏信用记录或者征信欠佳，很难直接获得银行的信用类贷款，于是对网贷产生了需求，对应的利率定价也相对高些。”

某头部助贷平台人士告诉记者：“网贷背后有一类重要的主体，就是融资担保公司，可将其理解为收风险拨备金的角色。比如，某地方性银行与助贷平台的合作模式是助贷，那么银行就会要求助贷平台找一家融担公司去收风险融资担保费。”

业内人士介绍，融资担保公司常常充当助贷平台的风险兜底角色，有合规性背书的作用，也能提高助贷业务链条的利润水平，变相突破年化贷款利率上限。

“网贷业务不是必须要有融担公司。借贷平台直接放贷，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引入融担公司。融担公司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增信服务，如代偿担保、风险分担，这一角色的出现是基于市场选择而非法律强制。”岳强说，“网贷存在融担公司角色，是借贷平台为了转移风险、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利益的选择。如果借款人还不上钱，平台可以主张融担公司替借款人还款。之后，融担公司可以向借款人追偿。”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助贷平台的客户被层层“掐尖”、筛选，36%的下沉资产又回归到机构和平台视野之内。在高息产品中，“双融担”模式颇为流行。在该模式下，息费设置为监管红线内的含担保费的年化利率加额外的融资担保咨询服务费。于资金方而言，这种做法可将业务合规下探，在信用风险走高情况下，通过高定价获取高收益，对冲坏账减值损失。

“‘双融担’从字面理解，就是将36%的定价拆分成两部分，分别与两家融资担保主体合作，息费设置为24%以下和以上两部分：24%以下部分设计为‘资金方利息+融资担保费’，以上部分设计为融资担保咨询服务费。”北京一家助贷平台人士解释。

薛洪言表示，这一模式通过引入两家融资担保公司拆分定价，绕开了24%的利率定价规定。从积极角度看，该模式在客观上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尤其是为征信记录不足的下沉客群提供了融资通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盲区的难题。部分消费金融公司借助此模式拓展县域市场，打通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

“但该模式的合规性存在争议，表面利率合规与实质成本高企的矛盾，既变相绕开了相关规定，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特别是对收入波动较大的新市民、灵活就业群体，过高的资金成本将加剧其债务脆弱性。此外，‘双融担’模式表面上分散了风险，实则形成了复杂的担保链条，可能减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动力，导致风险向担保体系过度集中。”薛洪言补充道。

警惕“一键借款”便利背后风险

多位在不同网贷平台有过借款经历的消费者对记者表示，往往是在还款的时候才发现有融资担保费、融资担保咨询服务费等条目，而此前并不知情。在互联网投诉平台，收取高额担保类费用成为投诉的重灾区。有消费者反映，“担保费比利息费还高”，借款四五千元，担保费就有上千元，担保费占本金的比例高达20%—30%。

在岳强看来，网贷融担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包括：客群主要是征信不良或资质较差的借款人，为覆盖坏账损失和运营成本，平台倾向于通过担保费、服务费等形式转嫁风险；拆分利息名目，试图规避法律对利率上限的直接约束；目前法律对担保费、服务费的收取标准缺乏明确上限。

岳强表示，如果相关合同明确约定、服务实质对等且自愿同意、综合成本不超法定上限，资质与流程合规，一般是合法合规的；如果存在阴阳合同、隐瞒收费与欺诈诱导、综合成本突破利率红线，或者无担保资质的平台自行收取“担保费”、未经借款人授权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自动扣划费用等，属于不合法合规的行为。

专家认为，融担增信下的助贷，虽然为普惠金融打开了新路径，但需在用户体验、风险隔离、消费者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薛洪言表示，部分助贷平台会通过默认勾选分期选项、弱化利率提示等设计，影响消费者知情权，存在过度营销隐患。场景方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仍需规范，部分助贷机构在客户筛选、风险共担等环节存在权责模糊，需要建立更清晰的合作边界，确保金融机构独立承担核心风控职责。

“从规范的角度看，应坚持实质重于形式，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承担实际利率披露主体责任，将担保费、服务费等所有成本纳入APR（年化综合成本）计算范畴，消除变相高利贷的土壤，更好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薛洪言说。

周毅钦表示，部分平台可能存在诱导用户借贷、过度营销等问题，增加了用户的债务风险。部分机构可能存在风控不严、利率过高等问题，甚至一些网贷机构存在“线上线下两本账”故意绕开监管的情况。因此，需要金融监管部门继续加强对这些平台的监管，从源头上对过度借贷、诱导宣传、风险揭示不足、个人信息泄露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打击。同时，平台也应加强自律，确保贷款产品的透明性和合规性，保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关于网贷背后的信息安全问题，岳强提醒，金融消费者在享受各平台“一键借款”便利时，需保持清醒认知。比如，仔细查看用户须知，收集个人信息的范围和用途，特别注意是否授权给第三方使用，警惕过度索权行为；遭遇信息滥用时，金融消费者可进行投诉或提起民事诉讼索赔。金融机构与助贷平台在开展此类业务时，需要将数据收集最小化，避免超范围、过度收集；将数据使用透明化，公开数据收集使用详情；将流程合规合法化，避免强制、不正当收集和违规使用；将数据存储安全化，进行数据脱敏与加密、使用权限动态管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