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方伯伯

本文转自：半岛都市报 王溱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算起来方伯伯也正好是这个年龄。方伯伯是母亲闺蜜加同学的丈夫,小的时候就常听母亲提到他,说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基层工作。

那天下班回家看到一位微胖、皮肤白皙但慈眉善目的老人坐在桌前。“这是方伯伯。”母亲介绍。我愣了,这就是那个母亲常挂在嘴边的方伯伯?说到工作,方伯伯问:“入党了吗?”听说没入,又问,“写申请了没?”听说写了,很高兴地转头对母亲说:“孩子要求进步就有出息。前年我的组织问题也落实了。”方伯伯前年才入党?我大惑不解,等方伯伯离开后问母亲。母亲颔首。我真糊涂了,方伯伯怎么会才入党呢?

听母亲说,方伯伯家境比较富裕,二十来岁就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当主管。结婚时婚礼办得轰动一时。方伯伯热情,八面玲珑,很有交际能力,成为当时地下党组织关注的对象。抗战时期,周边抗日武装力量缺少物资,想从青岛纱厂搞一批纱布。地下党负责人辗转找到方伯伯,方伯伯一看对方伸出一个“八”字,立即点头说,我早想加入了。

当时的纱厂都归日本人管理,纱布属于军管物资。方伯伯利用商会的关系贿赂了日本军官,拿到了“批条”,然后雇了一辆大卡车,直接开进纱厂。到了纱厂,方伯伯一边让人去办手续,一边拿出香烟、罐头,塞给打好招呼的仓库保管和大门的守卫,结果拉出的纱布远远超出“批条”上的数量。

青岛解放后,方伯伯进入物资部门工作。第一次填写登记表时,他注明是党员,但人事部门的人说没找到他的入党材料,让他找证明人。此时那位跟他联系的地下党负责人早已随部队南下,方伯伯不知他的行踪。三十年后他们取得联系时,那位负责人很内疚地说,当时只把方伯伯作为可利用对象,并没往发展到组织里考虑。而方伯伯以为,为八路军干事,就是为党干事。既然同意让自己“入伙”,就等于是队伍里的一员了。

母亲说,方伯伯一直很坦然、淡定。跟他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人,纷纷证明方伯伯确实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但谁也证明不了他是何时何地何人发展入党的。方伯伯说他相信组织,不急不燥更不“闹”,积极投入到工作中。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其他领导都是党员,唯独他不是。

方伯伯的遭遇令我唏嘘不已。那时的人很单纯,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以为为党做工作就是党的一分子了。况且有些事是提着脑袋干的,这更让他坚信,自己就是党的人。方伯伯曾告诉我,青岛解放前夕地下党负责人找到他,让他想办法解救一名从解放区来青岛准备接收新政权的同志。那一天他和负责人蹲在一个长凳上,一边喝面条,一边商量办法。后来方伯伯拿着变卖家产凑来的六根金条,去了国民党警察局,不料一进门就被抓了起来。方伯伯并不慌张,说出了一串岛城官员和商贾的名字及电话号码,并让警察局找他们确认,自己到底是何人。软硬兼施之下,警察局也算“识时务”,不但给方伯伯解了手铐,还将抓去没暴露身份的同志也放了。方伯伯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地下党负责人握着他的手说,都是自家人,说多了感谢话反而生分。那一刻,方伯伯觉得自己就是组织里的人。

历史似乎跟方伯伯开了一个大玩笑,影响了他大半辈子。好在组织上没忘记他,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在他退休前一年,组织上认定,他从事革命的时间,从抗战时期算起,可以享受更高的医疗待遇。之后方伯伯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被批准。

方伯伯作古已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脑海中,尤其“七一”到来之时,更加令人思念。回望当年来之不易的胜利,回想当下美好的幸福生活,这一切,离不开像方伯伯这样一大批人的不懈奋斗和勇于奉献。他们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无怨无悔,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