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王之王，为什么是江苏省

中国科举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康熙年间，翰林院的文士聚在一起闲谈，聊到了家乡特产。说起这个，来自天南海北的文人纷纷活跃起来，广东人说有象牙犀角，陕西人说有狐裘毛毡，山东人说有蚕丝和海产品，湖北人说有优质木材……

大家“侈谈备陈，以为欢笑”，唯独苏州人汪琬一言不发。众人揶揄道：苏州号称天下名邦，你是苏州人，难道不知道苏州的特产吗？汪琬不紧不慢地说道：苏州特产极少，仅有两样东西，其一是梨园弟子。众人抚掌称是，随后汪琬就不说话了。

众人见状，非要逼问另一个是什么，汪琬说道：“状元也。”这般近乎炫耀的语言，大家却无法反驳，于是纷纷散去。

清代文学家汪琬

科举制实行了1200多年，文曲星的下凡遵循着中国历史起伏的规律，科举中心总是几个省在来回争夺。

唐代是陕西和河南，安史之乱后，文化重心南迁，南方的教育后来居上。两宋时期，时人说：“……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科举高地完全被南方占据，福建、江西、浙江、江苏都是状元聚集地，其中尤以福建、江西为盛。

明代之后，科举中心移至太湖流域，浙江和江苏出产的人才如洪流一般，一发不可收拾。到了清代，江苏独盛的局面已然形成。清末大臣陈夔龙曾感慨，苏浙人凭借着强大的考试实力，“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这其中，“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足见江苏文教之昌盛。

明清时期，帝制中国迎来最后的巅峰，皇帝在北京遥制全国政治，帝国的稳定是一切的基础。位于南部的江苏省既是科举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还是文艺中心，虽然皇帝对它总是怀有敌意和戒心，但丝毫不妨碍它成为帝国广袤土地中最为耀眼的区域。

1894年，江苏省出了最后一个状元，南通人张謇。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之下，江苏的科举大受影响，却依然在稳步恢复自己老大的地位。

正是这一年，清帝国坠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01

在江苏称霸科举之前，有一段颇为辛酸的历史。

洪武初年，天下一统，可是血雨腥风并未停止。朱元璋在扫平群雄的战争中，对张士诚据守的苏州城围攻最久，历时十多个月。明朝建立后，他迁怒于江南士人与富豪，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风暴的中心正是苏南地区。

长洲人高启，乃是享誉文坛的“吴中四杰”之一。当时，苏州府衙在张士诚宫殿旧址上重修，他为此撰写的《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个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处以腰斩。昆山豪族沈万三、顾阿瑛被迫谪戍远方，客死他乡。至于江南百姓，不得不承担极重的赋税，洪武二十六年，仅仅苏州一地缴纳的税粮就接近全国税粮的十分之一。

帝王的心思变幻莫测，仕宦生活朝不保夕，士人们能离官场多远，就离官场多远，生怕犯了哪条禁忌从而遭致大祸。当时，江南形成了一种“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的风气，江苏的科举事业陷入沉寂。

明清鼎革，皇帝对江南的戒心依旧不减。又是“户部司官不用苏松常镇杭嘉湖之人”，又是分省录取以降低南方的录取名额，又是大兴文字狱，总而言之一句话，尽可能打击江浙两省士人在科场、政治场的影响力。

明清帝王对江南都不太放心。

然而，即便受到了最高权力的打压，江苏省依然在明清科举史上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是挨最毒的打，培养最多的人才。反过来说，或许正是因为江苏独霸科场、纵横士林的地位，才会遭致皇帝的不安。

我们不妨来看看江苏省的战绩是多么的恐怖：

明朝江苏省一省进士人数达2977人，全国排名第三。至清朝，江苏一省的进士人数达2933人，位居全国第一，占清朝进士比例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朝廷搞了一个分省录取制专门针对，江苏进士的数量还要更多。

江苏省不仅输送人才最多，质量也是最高。

明代一共出了89个状元，江苏有14人获此殊荣，其中苏州7人，常州4人，淮安2人，应天1人。清代状元112人，江苏就有49名，几乎占了一半，其中苏州（含太仓州）29人，常州7人，江宁4人，镇江3人，通州2人，扬州2人，徐州1人，松江1人。榜眼和探花就更多了，就清代而言，江苏士子考取榜眼人数为26名，约占全国的23%；考取探花42名，约占全国的37.5%。

别的地方出一两个巍科人物（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及二甲第一名的传胪），就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了。放在江苏省，一两个状元显得过于稀松平常，这里的考生稍微一出手，就花式霸占了各种榜单。

正统四年，不仅状元归属苏州，而且连同二甲、三甲第一名都是苏州人，被称为“一郡三传胪”。弘治六年、九年，连续两次状元都是昆山人。顺治十六年、康熙十二年与嘉庆七年，状元、榜眼与探花均被江苏人包揽。

如果一个家族中了状元，可以说是祖坟冒青烟了。那么，很多江苏家族的科举成绩实在太过显赫，相当于祖坟着了火。

明代，太仓的王锡爵与其子王衡都考中了榜眼，王锡爵的弟弟也位列进士第五名。清代，吴县的缪彤中了状元，他的儿子缪曰藻稍逊一筹，中了榜眼。昆山徐氏家族则更为夸张，老大徐乾学是康熙九年的探花，老二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探花，老三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状元，人称“昆山三徐”。

徐乾学。

对于广袤的明清帝国来说，各地的差距过于巨大，江苏省则是一个超标的存在。而在江苏省内部，这种不平衡性同样也很显眼。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江苏明代各府、州进士情况是：苏州府872人，常州府591人，应天府240人，扬州府226人，镇江府155人，淮安府84人，徐州13人。苏常两府是巨无霸，领先地位无可撼动。

放到县域对比，江苏的进士们集中在武进、无锡、吴县、昆山、长洲、常熟这些县之中。这些县很多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大部分出头的读书人生活在苏州、常州、镇江这些大城市及其郊区。如果从家族入手，我们可以发现江苏的进士也集中在几家几姓之中。比如长洲彭氏，在清代先后出了2个状元，1个探花，14个进士，31个举人。“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

因此，江苏科举之盛，很大程度依赖于城市里的簪缨望族。

02

清人张大纯说：“吴俗之称于天下者三：曰赋税甲天下也，科第冠海内也，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也。”

赋税最重。最会考试。最奢侈。

最会考试自不必说。赋税最重，说明农业实力雄厚，经得起折腾。集四方奢侈器物，说明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像很多科举发达的地区，要么如福建、徽州，山地多，土地贫瘠，逼着人从商；要么如江西，虽是鱼米之乡，商业却差了点意思。而江苏省两者兼备，创造了一个经济发达、流动性极强的社会。

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

从事举业，需要财力支持。苏州人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说：“余举进士不能攻苦食俭，初岁费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费不能百金者。今遂过六七百金，无不取贷于人。盖贽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酬酢，公私宴醵，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比旧往往数倍，而裘马之饰，又不知节省。”

王世贞生活在嘉万时期，仅仅会试一项，条件好的举子用银300两，寒门子弟需银100两。到了明晚期，费用已经翻了几倍。长洲人文震亨历经11次会试才登第，花费的银两应是一笔天价，只有富家大户才能承担得起。

这道经济的鸿沟足以令绝大多数人止步，但在江苏，寒素之家有非常多跨越阶层的方法。

经营农田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江苏省，农业精耕细作的程度冠于全国。虽然地少人多，“人耕十亩”，但农民的发财致富方式非常多：种植经济作物、妇女不从事耕作转向蚕桑……往往一亩之收，可抵北方二十亩之产。苏州人吴宽说“三吴之野，终岁勤动，为上农者，不知其几千万人。”

这些“上农”一旦经营得当，便有资本供子孙从事举业。比如长洲任吴行，家里世代务农，生活艰难，但他“内负干力，奋自树植，徙居苏城，朝夕拮据，积二十余年始复故业”，最终有一子入翰林。

商业致富则更加普遍。嘉靖时位至大学士的顾鼎臣，父亲就是一个开店的小商人。当时，江苏省内还有一个“洞庭商帮”，其家乡在吴县洞庭东西山，明清两代这里一共出过2名状元，1名探花，2名会元，50名进士。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制非常明显，但在富庶的江苏，随时有商人之子、农户之子成为新的士，随时有士人落魄、泯然众人，四民的身份界限非常模糊。这就相当于，江苏的人才储备除了传统的读书人之外，还有非常多博取功名的庶民群体。在他省，这样的群体不是没有，可是他们很难攒够资本投入到烧钱的科举事业中。

越来越多有潜力的人能够参与到科举之中，那么江苏的教育怎么能不处于领先地位呢？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由于明清帝王对江南的戒备，分配给江苏省的名额实际是非常有限的，而这里又有着最多的考生。因此，江苏省的科举竞争异常激烈。

没有人比江苏人更好学，也没有人比江苏人更卷。

苏州人归有光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龄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尽然。”上至白发老翁，下至青年小伙，无人不刻苦读书。

归有光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家，肩负振兴家族的使命。他在追忆亡母的文章中提到：年少时，母亲常在半夜醒来，让他诵读《孝经》，如果背的一字不漏，她便会十分高兴。这种细节非常感人，也说明这些家族害怕科名不再的焦虑。归有光一生前八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直至六十岁才得中第。苏人为了中举，往往锲而不舍。

激烈的竞争使得江苏省产生了最多的科举失败者。可是，没能跃过龙门的鲤鱼并未粉身碎骨，他们依然有平台可以一展才华。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江苏的考生十分卷，功利心特别强；另一面，他们并不死读书，既能撰写时文，又能吟诗作曲绘画。即便不能当官，他们写几篇小说、作几幅画，不说能成为一代大师，养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文化产业。科举失败者转化成了小说家、画匠、诗人、园林艺术家等等，进可奔赴科场，退可隐于城市。善科举的不一定是人才，但无论你是会考试，还是有一技之长，都能在江苏生存下去。

而这一点，唯有在经济发达、流动性极强的社会才能做到。

03

家族与结社，也是江苏科举兴盛的一个缩影。

传统的世家大族大概是这个样子：在农村拥有广阔的田土，聚族而居，不含他姓，有一个大大的祠堂，规矩森严。

在江苏的富庶地区，由于商业的冲击，传统的结构瓦解了，世家大族的形态变了。他们或经商，或仕宦，需要到处奔波，于是纷纷住进了县城或者府城，和土地的关系就减弱了。搞点宗族活动，还得往返于城乡之间，和宗族的关系也渐渐淡了。

根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的家族规模就非常小，每个家庭平均6—8人，大概也就两三代同居，和那些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完全不一样。

顺治三年，常熟人孙朝让感叹说：“呜呼！世之有力而能文者，往往构园林、广甲第而宗祠不立，著书盈缃架而谱牒阙如，此皆忽宗谱之传而尊祖敬宗之心已薄也！”人们只知道修园林，却不知修祠堂，只知道写书，却不知修家谱。江苏人的家族观念何其淡漠。

这些住进城市里的家族，远离土地和宗族，为了维系自身，只能寄托于科举或者文化。有一部分成了科举世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昆山徐氏。昆山徐乾学的父亲徐开法，为了督促自家儿子，将明代八十八科、累计万人的进士、举人榜亲自抄录了一遍，在这样严格的家教熏陶下，难怪他的三个儿子能取得一状元、两探花的科举佳绩。

另一部分仕途不畅，但却在某一领域享誉全国，比如文徵明和沈周两大艺术世家。

文徵明。

在他们的引领之下，江苏文风蔚起，人才辈出。

科举不仅是文人晋身的阶梯，也是文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因为科举，文人们相互结成文社，研习八股文；因为科举，他们可以结成同年会，师生会。因为科举，他们相互鼓励，成为至交好友。

“君子不党”虽是古训，可是士人成群结伴却是历史的常态，刚好江苏拥有数量众多的考生，也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集团。这些人大都未取得功名，没有遭受过官场的毒打，富有正义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挺身而出。

晚明，顾宪成担任无锡东林书院的山长，进行讲学。他“忧时如疾痛”，在讲学之时往往针砭时弊，引得无数人钦慕。天启四年，张溥在常熟建立倡立应社，后来合并到复社之中。这两个士人组织，本来都是研习科举、讲求学问的文社，但随着它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召集的士人越来越多，干预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社”就变成了“党”。

东林书院。

政治层面的党社运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在科场，同社的士人往往相互吹捧、请托包庇，比如张溥就不遗余力地利用复社的影响力举荐自己人，这无异于作弊。同时，不是自己文社的人则会遭到排挤，朝堂和科场成了士人党同伐异的战场。明朝政局糜烂、党争不断，多半由此。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层面的党社运动取得了成功。清军入关之后，复社士人在江苏一带奋起抵抗，慷慨就义也不在话下。除了殉国者，活下来的，要么遁入空门，要么终身高隐。

太仓人杜登春在回忆明末文社时说：“使非平生文章道义，互相切磋，安得大节盟心，不约而同若此哉？”正是士人切磋文章时的思想碰撞，让彼此产生“吾道不孤”的想法，从而坚定了拯救世道、舍我其谁的信念。

清朝，文社被拔掉了牙齿，江苏士人又回到抱团谋求科名、唱和诗词的时代。

04

关于中国科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八股取士非常僵化，使得考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这种制度就是一个毒瘤，要为中国近代的屈辱背锅。

可是，当我们把目光看向江苏，就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既然江苏是明清帝国科举最为发达的地区，那么它也应该是创造力最受束缚的地区。然而，江苏不仅是科举中心，还是经济发达之地，也是人才喷涌而出的地区。虽然，苦读的江苏人非常多，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各行各业干出成绩。

事实上，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傲慢。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古代的教育理解为背诵经典和写作训练，但这并非它的全貌。

太仓州人陆世仪就曾主张：学校不应该只进行道德教育、经义教育，而兼有天文、地理、水利、兵法。杭州人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这里明确把实用数学列为必学科目。

当这些想法频繁地出现在士人的笔记之中，就证明人们对于精英教育有非常多的期待，绝非作的一篇好文章那么简单。

而从江苏培养的诸多人才来看，对实用知识的学习应该已成风气。天文有王锡阐、王贞仪，地理有徐霞客、顾祖禹，人口学有洪亮吉，医学有王肯堂、吴有性、叶天士、徐大椿，水利有沈启，兵器制造有龚振麟，机械制造有徐寿、华蘅芳。

徐寿是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

而且，由于四民的界限非常模糊，很多读书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幕僚、账房等工作，这些同样也需要实用知识的教育。

即使在八股之外，教育也同样没有缺失。史称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即便是偏远乡村，也设有学堂，并且有句读师专门教育儿童。基本的教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识字教育，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另一类就是计算教育，其中珠算是必修课。

明人周忱曾说：“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事实上，由于江苏的商业异常繁荣，很多劳动者不得不面对风云诡谲的市场，基本的读、写、算能力是他们的护身符。

《警世通言》中记载了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苏州府吴江县有个盛泽镇，镇上的居民皆以养蚕织绸为生。有个叫施复的人，勤恳老实，但是又不乏经营者的眼光。他靠着养蚕织绸攒钱，买了几张织绸机。随着生意逐渐变好，光顾的客商络绎不绝。施复买下了几间大房子，安置了三四十张织机，雇佣很多机工做事。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资本家发家史。在苏州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必须要拥有“企业家”的野心和算计，才能立足。不然很有可能沦为雇工、出卖体力。新的生产关系已经酝酿。

这也从侧面说明，大众教育的普及让一部分底层百姓获得了驰骋商场的能力。

历史书常常告诉我们，科举教育是僵化的，明清两代是黑暗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末日，中国在步入近代之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事实上，作为明清帝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江苏早已孕育出许多近代化的特征：高度商业化、地主城居化，雇佣劳动出现，等级制瓦解……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堕入循环之中，它的车轮一直前进着。

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或许是打断，或许是启发，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再难跳出西方走过的道路，去追寻“现代”。

在丈量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过去是多么不符合“现代”，多么“落后”。这是因为，我们心里的尺，名叫西方。我们丢了自己的那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