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齐少子化的短板预示着巨大的生育红利

2022年我国新生人口不足1000万，自1961年以来出现了首次负增长。中国在世界人口的比重由建国之初的25%，下降到现在的不足19%，且仍有继续下降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是一个亟须研讨的话题。

在此背景下，10月25日，“中国本世纪末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必要性、可行性问题”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主持。

会上，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勇（疆生）博士发布报告《中国应否设立本世界末20亿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报告认为，站在整个国家和平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缓慢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重，即现在的“不足19%”有必要维持，不宜再降。这意味着，如果到本世纪末，世界总人口维持在80亿左右的话，中国应该努力达成并维持15亿左右的人口；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到100亿的话，中国人口应该同比例增长，达到19亿乃至20亿。

王勇分析，受新冠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中国少子化危机已经显现，新生儿数量下降是目前消费、就业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强调，“危中有机”，补齐少子化的短板预示着巨大的生育红利。

报告将中国的生育问题分为多个领域来把握，指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都有不同的特征，各领域尤其是城乡之间具备充足政策空间，让人口总量和相对规模维持在合理水平的方法很多、前景依旧光明。

王勇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研举例，他表示，当地是全国农业现代化最先进的地区，由于较早地放开了“一孩”政策，近年来人口依然自然增长，并未出现内地农村人去屋空的状况。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不是同一件事，农业现代化的用工会越来越少，但互联互通的乡村以人口发展为中心，完全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富裕之路，并为城市的持续繁荣提供保障。中国广大农村依旧存在足够的生育“弹性”，一些简单的激励措施就会非常有效，比如生个孩子每个月国家给3000元，一直给到18岁，全社会即可释放出可观的消费预期和巨大的投资预期。而这些钱很快即可通过乘数效应转换为税收，进而实现持续繁荣。。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雄飞教授表示，讲人口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人究竟是什么，只是数量吗？其次，生育又是什么？它是人类繁衍问题，也是个体或者夫妇双方的权利问题。第三，低生育率是怎么形成的？它可能是伴随着资本来的，资本需要人口质量的提升，以服务于资本增长。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杨菊华教授表示，生育对国家、民族和家庭具有重要意义，而当前社会其实淡化了生育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尽管已回不到传统生育模式，但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生育水平。站在历史长河中看，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是“人口增值论”占据主流，把人当作“人手”，这是“人手论”。如今，虽然“人手”仍然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显然已经不是小农时代的那种重要性了。中国的人口总量一直比较大，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经济一直不发达，改革开放后发达了？印度人口很多，为什么经济没腾飞？显然，人口是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人口质量还是很重要的。时代步入现在工业社会，甚至是信息社会，我们当然也需要“手”，但是“机器手”很多时候可以替代“人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禀赋的流通，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杨菊华指出，，近年中国育龄妇女每年减少470万左右，且还在持续减少。鼓励国民生育，不仅是发钱的问题。除了经济成本以外，还有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今天的年轻人更多是在虚拟空间中交往，动员起来很不容易。此外，“人口年轻态”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人口结构不是简单地通过现在多生孩子就能解决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指出，需要注意，对于人口来说，不是说增长、加速、扩大就一定是好的，反过来不是说减少就一定是坏的。人口数量是否适合作为一个目标？经济增长是为了人，还是说增长人口为了经济？人口的多和少对于人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未来是不是仍然是简单的“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人口规模对于国家竞争力，毫无疑问，当下是重要的。但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国家竞争力是最优的吗？最优的国家竞争力可能是靠软实力，靠科技文化的发展。

马亮表示，鼓励人口生育不是新问题，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全世界都很关注。有些北欧国家，新生儿爸爸的产假都能达到上百天。建设生育友好型城市，首先要问妇女要不要生。欧美的华人社会，基本是生一个、两个，很少生很多的。我们单纯给钱，能发挥多大作用，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放开国门，让外面的人进来，是不是也是解决问题之道？具体而言，我们要选什么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婷教授分析，七普数据显示，2010-2020年，高教育水平的群体生育率没有下降，大部分的生育率下降来自曾经的高生育群体。2020年，北京市的户籍人口生育水平已经高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生育文化不同。在农村，更多受制于生育成本，这意味着，发钱应该可行；但在城市就要打个问号。此外，在中国生育的前置条件是结婚。日本和韩国的婚内生育率远高于中国，但日韩的不婚水平远高于中国，这导致日韩的生育率很低，如果日本有中国这样的结婚率，生育率将达到2.1以上。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的不婚率上升，生育率也许还会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孙龙表示，人口和国家发展的关系非常复杂，报告认为人口发展本身是内生动力，以往更多强调人口迁移和国家发展的动力联系紧密，但人口规模无疑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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