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卿解析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

日前，在交大安泰EMBA“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选修课堂上，黄少卿教授从千年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与前景，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当前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深度分析中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尤其是国家创新体系在迎接这一机遇与挑战所存在的不足，从而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继续实现中高增长所需要的制度变革与政策转换。

到底什么是经济增长？

透过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千年史的经济发展真相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政治经济动荡,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如何，能否以中高增长速度继续作为增长火车头领跑全球经济?

对于当下经济增长的问题，黄少卿教授从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千年史作为坐标，进行了梳理回看。

经济增长是人均GDP持续增加的现象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回溯，黄少卿强调，“经济不增长不要解释，人类历史1万年以来经济都是不增长的，经济增长是很短的现象。真正进入快速的增长就是两三百年的时间，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本质上，经济增长是人均GDP持续增加的现象。”因此，探讨经济增长，必须要关注到经济和人口两大要素的发展变化。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经济增速缓慢，几乎不可见。进入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速才体现出来。从最早的贸易发展，到其后工业革命的到来，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同步爆发。“数据显示，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时候，人口的增长速度迅速提升了，每年人口的增长可以达到1%。人均产量的增长为1.6%，所以经济总量的增速为2.5%，这个发展和前一千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用黄少卿教授的话讲，这种增速才能让人在30多年——相当于那时人的大半辈子——中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翻一番的切身变化。

这种增长在中国的表现同样具体。黄少卿说，“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30年间，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0%。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每7年就能翻一番，30年间改善了16倍多。以我个人为例，从我记事到我后来工作，我可以直观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经济增长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切实的利益。”

各国经济增长与其人口结构转型存在密切关系

经济增长是人均GDP持续增加的现象，即不能只讲经济总量，必须看到人均。既然人口问题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那么，当全世界出现了生育和人口增长大转型时，我们的经济会如何增长？

以2000年的数据来看，各个国家人均GDP的水平都和它是否出现人口转型以及出现人口转型的时间点相关。根据黄少卿教授的阐述，研究表明，出现人口转型越早的国家，即生育率下降越早的国家，人均GDP上升得越高。进一步，人均GDP的提高又带来了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改善，“我们可以看到，预期寿命和人均GDP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他进一步解释，这个因果关系有两个作用。一是单个劳动者的素质提升、技能提高，那么人均产出会增加。第二，即便在没有改变产出的情况下，生育少了，人均产出也更容易上去，因为生育更少的国家，越有可能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由此人均GDP的提高更明显。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促进的。

众所周知，在上一轮的发展中，中国受益于人口红利。随着生育转折的到来，人口红利也正在下降。在他看来，在面对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压力下，我们需要解决单纯依赖投入总量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而转化为靠提升经济质量实现的新型增长。“新一轮科技革命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遇，这个机遇很难得，但抓住这个机遇的要求也很高。”

经济增长理论

怎么回应这些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现象？

理解经济增长需要有一个一致的理论框架。不能讲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来讲，讲人口问题是人口学家来讲，甚至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理论还不完全相匹配。

用经济学的话讲，如果是这种情形那就不是一致性解释，你解释了A解释不了B，有没有可能同时把A和B放在一个理论框架当中来解释？如果可以，这个是一个好的理论。

康德说，世界是杂乱无章的一堆。我们到世界的现象非常复杂，但是要把这些杂乱无章的现象整理出来一个秩序，靠什么？靠人的知性，知性为自然立法，就是人有能力提出理论，帮助我们人类形成对世界的认知体系。

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索洛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

一部经济增长的世界史，就是一部经济学家发现世界运行规律的理论史。

可以说，马尔萨斯是提出第一个宏观增长模型的人。1804年，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原理》，他在里面提出人口增长按照几何级数，而食物增长按照代数级数，只要人口的增长级数高过产出或者是食物的增长级数，那么人均就不可能增长，甚至会下降。

在黄少卿教授看来，这个总结是对农业社会的绝好表述。但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资本主义后，新的生产方式 “在过去100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是人类历史中一个伟大的变化。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生产资料部类的增长要快过生活资料部类的增长，即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类的增长要快于为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部类的增长。

“这一观点也就是后来的哈罗德-多马总结的投资驱动型模型，即经济增长速度G等于储蓄率S除资本产出率V，只要V是稳定的，那么，提高储蓄率S并将其转化为投资，就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率G”，他介绍说，“但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强调资本积累，却容易使人忽视资本积累中资本品质的提升，即科技进步在资本产出中的作用。发现这个问题的是索洛。”

理论上，索洛余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进步速度相对理想的指标。根据索洛的理论，经济增长率由三部分组成，效率提升的速度、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劳动数量增加的速度。黄少卿教授举例说，比如说中国去年增长10%，其中4%是来自于效率提升，4%来自于资本的积累，2%来自于劳动力的增加，正好加起来就是10%。“这样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的来源做一个分解，清楚地知道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是靠什么因素来驱动的。”

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时代：科学繁荣和知识产权保护

真正的问题来了：都知道经济发展关键要靠技术驱动，但我们如何实现技术进步？

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处理的罗默模型，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该模型，技术的产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社会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进行投资的结果，是研发努力的结果，即社会(包括企业)投资于科研才能不断地创造出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知识。

黄少卿教授指出，“技术知识不会自动积累，也不取决于经济体的规模，而是完全依赖于个人为寻求某种经济利益所做出的决策。换言之，只有人们感到有利可图时才去创造知识，因此，有用知识的创造对经济环境是高度敏感的，需要创造两个核心环境要件:科学繁荣和知识产权保护”。在他看来，罗默的贡献正在这里。一国的技术进步要取得很好的结果，需要两个核心的环境要件，即科学能否得到繁荣和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技术进步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不一样。他指出，“今天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不能进入全球科学前沿，往往要设法发挥后发优势，依靠跟随式‘抄作业’方式实现技术进步。对于中国而言，当前为了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会，就必须建立有利于科学繁荣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在实现科学繁荣的基础上展开原始技术创新”。

因为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时代，创新必然是一个贯穿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前期开发、产品和工艺开发，以及产品生产和市场导入全过程的活动。只有建立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才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