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高考工厂科塔: 向实力不够的学生贩卖梦想

印度高考工厂科塔:

向实力不够的学生

这天清早,当巴杜尔·辛格的室友返回自己位于印度科塔的宿舍房间时,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他不得不通知了邻居和警察。警方破门而入后,发现巴杜尔的尸体正悬挂在房间内的吊扇上。

2023年7月,17岁的巴杜尔·辛格成为本年度在科塔自杀的第15名学生。这一数字已经追平科塔去年全年的自杀案例。

这座位于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工业城镇,已转型为全国闻名的补习班中心。每年至少有十几万想要进入印度理工学院或顶尖医学院的考生,从印度各地坐火车来到科塔学习几个月或一两年,完成一场如同成人礼般的备考之战。

但作为补习中心声名鹊起的代价是,科塔获得了另一个称号:自杀之都。

几乎每年都有达到两位数的学生,因无法应对竞争激烈的大学入学考试而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当地政府和补习机构做过很多尝试来缓解学生的压力,比如提供心理咨询或强制规定休息时间。

但在这座属于奋斗者的城市,被抛在后面的恐惧远远大于一切。焦虑的印度学生们依旧前赴后继来到这里,进入每天学习16个小时的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我们在这里交不到最好的朋友,”来自喀拉拉邦的18岁学生阿尔温德·拉詹说道,他曾经在科塔为了进入理工学院而努力,“我必须成功。我不考虑不(成功)的可能性。人生只有一次机会——这就是我的机会。”

只有补习机构们很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天才实现梦想的陪衬。

印度毛坦厂+新东方

努力就能成功,这句话被所有来到科塔的学生奉为圭臬。“科塔提供了努力学习的良好氛围,”来自比哈尔邦,把医学院当做目标的印度学生萨乌尔·库玛里表示,“只要走出房门,你就能看到学生们把头埋在课本里。在街角的摊位坐下来喝茶,你也能看到同学们在做题。这会逼着你把喝了一半的杯子扔下,跑回家看书。除了学习之外的一切都会让人觉得浪费时间。”

补习中心的巨幅广告牌上,印着已经上岸大学联考的优秀前辈的面庞,他们会从空中俯视着后来者。咖啡杯上的字句带有威胁的色彩:“如果不感到害怕或不安,你的梦想就过于渺小。”

这座围绕备战高考建立的城市,和安徽省六安市的毛坦厂镇氛围相当。不过它的发展历程更像国内著名培训机构新东方。科塔今日的火爆,也要归功于一位如俞敏洪般的明星教师。

几十年前,科塔还是一个生产服装和电气设备的工业城镇,除此之外没有太多就业机会。1974年,在当地纺织厂工作的工程师维诺德·库马尔·班萨尔确诊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后半生将在轮椅上度过。为了继续谋生,他开始给高中生提供课外辅导,并在1985年帮助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印度理工学院。

没过几年,班萨尔曾任职的纺织厂倒闭了,科塔的工业逐渐没落,沦为人们口中的“死城”。但班萨尔和几位也加入补习行业的工程师前同事,却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1990年,班萨尔和同事帮助13名学生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3年后,23名学生被录取；1995年,数字攀升至49名,来自拉贾斯坦邦其他地区的学生闻讯而来；200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班萨尔突然发现家门口挤满了人。最新消息显示,他的一名学生在理工类联考中斩获最高分。

班萨尔的同事和教学助理,也开始模仿班萨尔的教学风格,在科塔创办独立的补习中心。现在当地至少有300家补习中心,规模最大的是艾伦职业学院(AllenCareerInstitute),创始人正是班萨尔的一个邻居。

如今在补习中心任职的老师,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大都来自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或德里分校等顶尖院校,也就是科塔考生的目标学校。一些明星补习教师的年薪可达到1500万卢比至20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0万元至170万元)。

“孩子就相当于一叠叠1000卢比的钞票。”20多岁的数学导师马诺吉·乔汉对路透社说,他本可以加入软件公司或跨国公司工作,但选择在科塔教书。

和邀请名校生教书类似,全印度的尖子生也会被补习机构争抢,奖励措施可能包括搬家费、每月津贴、一间卧室的住宿,甚至为这名学生的父亲提供工作。这种争抢的回报是巨大的,因为一名尖子生能吸引成千上万名其他学生来这家机构报名。

至于其他“炮灰”,以盈利为目的的科塔补习机构,并不乐意花费额外的精力进行筛选。

贩卖梦想的事业

如果执意以印度中产和中低收入群体最看重的印度理工学院和医学院为目标,学生们就必须走上这座残酷的独木桥:在2023年的医学联考(NEET)中,208万名印度学生需要争夺全国10万个医学院入学资格,录取率不足5%；约一百万名参加理工类联考(JEE)的学生中,只有1万多名幸运儿能入读印度理工学院系统中的一所分校。

那些有潜力上岸的年轻人,在科塔会被称为尖子生(toppers)或者排名者(rankers)。

2022年9月,医学联考结果显示,在科塔补习过的姆纳尔·库特里成为全国分数最高的考生之一。但问题是,有两家补习机构声称这是自己的功劳。库特里曾在阿卡什学院的分校接受辅导,同时做过艾伦职业学院的线上模拟题。

为了归功于自己,阿卡什学院连忙带着库特里参加该机构的胜利大游行。他们让库特里站在敞篷吉普车上,脖子上戴着花环,在吹着喇叭的结婚乐队伴奏下昂首前行,另一群学生在旁边高举着印有库特里头像的大海报。

在科塔补习机构教生物的阿米特·古普塔介绍说:“一个排名者能吸引几千个银行家(bankers)来报名。这就是我们的手法,我们从事的是贩卖梦想的事业。”

根据古普塔的定义,排名者是库特里这样的尖子生,而占绝大多数的银行家是:志向超出其能力的学生。

“补习行业的商业模式依赖于银行家,我们向他展示了一个梦想——‘你也可以成为印度理工学院的学生或者医学生’——但我们从始至终都知道他永远不会被选中,因为没那么多位置。”

艾伦职业学院的媒体顾问普拉莫德·梅瓦拉也大方承认,补习机构仍然会录取那些没有能力通过入学考试的人。“如果我们不接收他们,他们会去另一所机构。那我们录取他们不是更好吗?”

但这已经成为科塔为人诟病的核心。千千万万印度学生背负着父母的期望来到科塔,却发现自己根本考不过其他学生,上岸理工学院或医学院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时此刻,沉重的心理压力就会袭来。

还有些学生从教学质量偏低的地区赶来,被迫发现自己从老家的尖子生变成了后进生；另一些学生是小贩或工人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通过抵押贷款给他们交上了科塔补习机构一年几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住宿费。而经济压力也给他们希望渺茫的学业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2022年,科塔有15名学生自杀；2021年,4名学生自杀——新冠疫情最凶猛的时期,学生不得不返回家乡学习。《今日印度》报道称,过去12年里,科塔已有150多名学生自杀身亡。

“学生们在这里一直处于焦虑状态。他们无法集中注意力,他们会抱怨头痛和呼吸困难。还有许多人在我面前只是哭,”科塔的精神科医生马丹·拉尔·阿格拉瓦尔说道,“他们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的父母花了这么多钱并且有很高的期望。有些父母常常把自己未实现的抱负强加给孩子。”

“爸爸,我讨厌数学。”一名在科塔自杀的学生在遗书中写道。

“我是个没出息的儿子。”另一位学生写道。

穿过名校的走廊,

生活就定下来了?

亚什·拉吉·米什拉是一名科塔补习生,他住在一个没有电视和笔记本电脑的小房间里,每天花近16个小时上课和做题。

“物理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科塔考生米什拉靠在贴满笔记的墙上说道,“当我的朋友们的成绩比我好一点点时,我就会感到难过和沮丧。”他打电话给朋友只是为了询问他们的学业进展。

早在2014年,科塔地区就要求补习机构和提供私人住宿的“宿舍”减轻学生的压力。于是一些补习机构减少了每班的学生人数,每周规定了放假时间。还有些宿舍安装了生物识别扫描仪,声称学生进入或离开宿舍时都会自动给家长发消息。

艾伦职业学院似乎也不想再为学生自杀事件承担责任。2015年,30名学生在科塔自杀后,该机构设立了求救中心,开设瑜伽和冥想课程,聘请了心理咨询师团队。

然而效果就和米什拉与朋友的对话类似。接听电话的辅导员透露,该中心每天接到学生打来的2500个电话中,只有40个涉及个人情绪。“其余都是学术上的疑问。”

考虑到学生的家庭经济负担,该地区也开始要求补习机构向想要中途退学的学生退还费用,但后续落实情况并没有得到严格监管。

《印度快报》一则评论,把症结归为家长的过度期望和印度社会的病态:“我们会继续将智力和创造力与这些问题严重的标准化考试等同起来；将物理和数学的宝藏与这些补习工厂每天吐出来的东西混为一谈；我们还抱有一种错误的信念:当一个人穿过印度理工学院或精英医学院的走廊时,生活就真正‘安定’下来了。”

眼下的科塔,始终无法靠任何简单的方案摆脱“自杀之都”的称号。但工程师沙拉德·阿萨尼以为他会有办法解决。

印度一些青少年自杀时会选择在吊扇上吊,所以阿萨尼发明了一款防自杀风扇(后来应供应商要求改名为智能风扇)。原理很简单:当风扇负重超过20公斤时,其中一个弹簧会解开,将人安全地降到地面。性格开朗的阿萨尼还曾不断在印度的电视台演示上吊自杀,来展示他的吊扇的能力。

阿萨尼以为,印度全国肯定对该产品拥有巨大的需求,但“不幸的是,安全始终在每个人的任务列表里排在最后一位”。他曾经成功让2000家旅馆组成的科塔旅馆协会承诺安装这些设备,但也不是协会内所有旅馆都乐意。制作智能风扇8个月后,阿萨尼只卖出了1000台。他将其归咎于各个责任方的冷漠。

“当自杀发生后,人们会想,‘我们必须看看能做些什么’。然后人们就忘记了。”阿萨尼说道,“结果又发生了一次自杀。人们就会再问问能做些什么,但涉及下订单时,他们又退出了。”

据《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