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一位性格复杂、极具争议的皇帝

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南宋第一代皇帝，在位36年(1127年-1162年)。他是在北宋亡国之时登上皇位，北方的强敌金朝军队屡屡入侵，真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他一方面被迫组织和领导军民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又不断乞求金朝停战，最后甚至不惜称臣纳贡，自毁长城，与金朝议和。

近几十年来，史学家几乎众口一词贬之为南宋的“投降派”或南宋“投降派的首领”。更有王增瑜先生进一步斥之为“卖国贼”、“花花太岁”“独夫民贼”等。我们不禁要问:宋高宗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他的头上应该戴南宋“投降派的首领”，或者“卖国贼”、“花花太岁”、“独夫民贼”等帽子呢?

论前后差距

在“绍兴和议”之前，赵构给金国上了一个誓表，誓表中道：

“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这份誓表奴颜婢膝，丢人到家，卑污至极，跟当初出使金国营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不仅如此，宋高宗还在誓表中自称“臣构”，完全不顾廉耻自降身份，而这份誓表看得令人作呕。

而在《续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

康王入，毅然请行，曰：“敌必欲亲王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钦宗立，改元靖康，人拆其字，谓“十二月立康王”也。资性郎悟，好学强记，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

从这段记载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宋高宗赵构很早的时候天资聪慧，记忆力很强，而且手臂很有力气，跟特级运动员一样，并非那种生于深宫之间，长与妇人之手中的那类“巨婴”一类的人物。

而且金军要求提出要求宰相亲王做人质去金军营地。赵构挺身而出还说道“臣为宗社大计，岂应辞避！”当时金国乃虎狼之邦，去了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回不来了，赵构还是很有担当的，国家遭遇大难，身为宗室亲王理应出来为国排忧解难。以至于在电视剧《精忠岳飞》中就有宋高宗出使金营给与金国将领震撼的一幕画面。同样一个人，为何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

其实关于帝王性格变化，主要因为个人品质问题。历代的帝王将相，就其个人品质而言，少有完人。一些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但他们的个人品质也并不完美无缺。

齐桓公开创霸业，最后落得个“身死不葬，虫流出户”的结局；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最后落得个安史之乱；赵匡胤陈桥兵变，美其名曰部下想要富贵；明成祖重用宦官，开启了明代宦官专权的祸端，而滥杀建文旧臣，其手段之残忍凶险，令人发指。

这些事例说明帝王的个人品质并非完人，不应过分美化，如果我们都用这个勾画脸谱的方法作结论的话，那么应该将他们画成什么角色呢?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伟人，还是丑角?这种把历史人物概脸谱化的做法，能够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吗?所以说像宋高宗这类人，也不能刻意丑化。

论岳飞之死

宋高宗最有争议的还是杀害岳飞这个问题，岳飞之死历来主要集中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岳飞不听调令，其实这是个伪命题。靖康之难中赵构作为康王出使金国到了相州，当时刘浩就特意引荐了小卒岳飞，从那时候起岳飞就已经是高宗的人了。更重要的是岳飞起于草根，跟韩世忠张俊他们起于西军不同，完全是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岳飞的军权远远不如童贯、张浚，甚至不如同时代的张俊、韩世忠，为何他独独被杀？

第二关于岳飞要求立储君这个问题，其实在当时那个环境中，不提出这个要求反而是不忠。因为刘豫的伪齐灭了之后，金国人曾经打算将宋钦宗或者宋钦宗的儿子赵谌放在开封来挑战南宋合法性，此时，岳飞因此改变了其“迎回二圣”的主张，代之以迎还宋徽宗夫妇灵柩和韦太后等皇室亲族，此举亦获得宋高宗的赞赏和全力配合。

岳飞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所以说岳飞这个时候上疏提议储君是稳定局势，安定人心的一种最好措施。而赵构也让岳飞看自己的养子赵伯琮（暨后来宋孝宗），岳飞评价道：“中兴基本，其在是乎！”这个孩子就是将来中兴宋朝的希望。

而杀岳飞，赵构也无利可图，他将失去很多，也没有非杀的理由；不杀岳飞，至少还留有对金国讨价的筹码，关键时候还要靠岳飞去保江山呢。可以说，杀岳是最坏的选择，有百害而无一利。

失掉民心、军心、爱国人士寒心，民怨沸腾。大家心灰意冷，坐听败亡，将士流血牺牲，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失掉大节、割地称臣于金被天下人所唾骂，以至于失信天下。自此再无人可用，一失败涂地。

论赵构与秦桧

其实岳飞之死还有一个大环境被我们所忽略，就是党争，也可以称为“绍兴党争”。自从秦桧南归之后，南宋朝廷中原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相争变成了主战派和投降派的争执。同样，岳飞最后被杀的悲剧，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主战派在南宋朝廷中全面失势，尤其是岳飞的老领导，甚至可以说是岳飞在朝中最重要援助的赵鼎倒台。

秦桧为彻底抑制主战派的势力，消除一切危及自己的因素，首要任务是结交朋党，纠集势力，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综观秦桧党羽，极大多数为江、浙所出，其中温州人尤为集中。因为以赵鼎为首的主战派操作失误，使得南宋在对金作战很不利。于是秦桧二次为相，这一次秦桧将迫害手段弄得淋漓尽致。

对待文臣，秦桧也是杀之而后快。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高宗赐秦桧一宅第，中有藏书楼，赐名“一德格天之阁”。秦桧将赵鼎、李光和胡铨三人姓名写在阁内，“欲必杀之而后已”。赵鼎在第二次入相后，虽也主张和议，但因在具体的政见上与秦桧有异，遭到秦桧的排斥，一贬再贬，最后将其活活逼死。

所以当赵鼎倒台之后，秦桧下一个目标就是积极主战的岳飞了。可以说秦桧是杀害岳飞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宋向金称臣、纳贡、割地，金国规定宋高宗不许无缘无故贬去秦桧宰相职位，实际上秦桧就成了终身宰相。

而秦桧杀岳去韩，对内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无人敢言。对外，结欢完颜兀术，对金有所交代。借机会壮大桧党，把支持朝政。架空赵构，已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在秦桧死后，赵构对杨沂中说道：“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赵构防范秦桧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自绍兴十一年(1141年)确立与绍兴和议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去世的十五年期间，秦桧独揽朝政，权倾一世，却是不争之事实。在此期间，秦桧又肆意交结朋党，不断搭建和巩固了桧党，造成“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的局面。

这一局面的另一表现，就是其政敌“皆摈去之”，并且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出现了自北宋“元祐党争”以来的又一次残酷党祸“绍兴党争”。宋高宗自言道：“初奇桧，继恶桧，后爱桧，晚复畏桧”，说明宋高宗对于秦桧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虽然在金国问题上俩人利益一致，但是在更多问题上是矛盾重重。

论选择继承人的态度

在选继承人问题上，宋高宗可以说是技高一筹，宋高宗亲生之子赵旉，在建炎三年（1130年）7月病死。绍兴元年（1131年）6月，宋高宗决定在太祖“伯”字排行的子孙中选宗人，入宫培育。1132年5月，伯琮和伯浩二人中选入宫。经过考察，宋高宗选定比较稳重的伯琮，淘汰了生性好动的伯浩。1133年2月，伯琮改名瑗。不久，在宫中置书院(后称资善堂)，派儒臣教读。

1160年2月，赵瑗被立为皇子，改名赵玮。1162年5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赵昚。6月，56岁的宋高宗正式宣布“退闲”，由36岁的赵昚继位，是为宋孝宗。此举确保了南宋皇位继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两宋时期新、老皇帝交接比较成功的一次，宋孝宗也是南宋时期最有作为也是恢复愿望最强的皇帝。

论颇有深意的官方评价

而元朝官修正史《宋史》这样说道：

“昔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周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

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然当其初立…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

顾乃播迁穷僻…确虖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以上内容就是明褒实贬，先用了一堆“赞”，然后再骂一顿：

首选说自夏朝以来，陆续涌现了夏少康姒、周宣王姬静、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晋元帝司马睿、唐肃宗李亨和宋高宗赵构“六君”，“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作为“中兴”“六君”之一，东晋元帝和宋高宗在“克复旧物”方面与另外“四君”相比，“有余责焉”，即尚有未尽偿的罪责。

其次说宋高宗那时候处于“时危势逼，兵弱财匮”的时期，所以“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因此，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オ也”。

然后又说，宋高宗初立时，如果能乘各地“勤王之师”的到来，“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似乎“无不可为者”。只因他“播迁穷僻”即执意南逃，加之苗傅和刘正彦作乱，“权宜立国”，确实艰难。但他一开始便“惑于汪(伯彦)、黄(潜善)”，最后受“制于奸(臣秦)桧”，因而“恬堕猥懦，坐失事机”。

最后说道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以致“一时有志之土，为之扼腕切齿”。因此，宋高宗“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乎”!

这些“赞”语除肯定宋高宗为六名“中兴”君主之一和“恭俭仁厚”外，主要是批评他“恬堕猥儒，坐失事机”、“偷安忍耻，匿怨忘亲”、死“有遗责”等。不难看出，这些“赞”语的主调是批评宋高宗在北方的强敌金朝面前过分含屈忍辱，抗战不力，苟且偷安。

结语：

纵观宋高宗的一生，他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难以一以概之。在对金国的关系上，由于他坚持与金议和，不惜纳贡称臣、以至于抗金名将岳飞父子惨死的悲剧，可以说他是南宋前期投降派的首领。但他也曾经指挥过、组织过宋军抗击入侵的金军，尤其是首次出使金军营地面对穷凶极恶的金国将领时候表现不卑不亢，使得金国将领对其勇气和胆识非常赞赏。加上他一直沿用“宋”的国号，所以他还没有达到完全“卖国”的程度，不能称什么“卖国贼”。

同时，在内政上，经过不断努力，在解决了农民暴动、兵变、流寇等棘手的问题，从而稳定了政局，从而保证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因此他还是南宋的“中兴之主”。总之，在他所处的特定环境，决定了他是一位有争议的皇帝，对于他的评价我们还需要继续分析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