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东晋王朝，并不像史学家认定的那般腐朽

长期以来，因为《三国演义》小说的流传，让很多人对司马氏晋朝有先入为主的反感，加上“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这些常见词汇造成的不良印象，更让他们对东晋王朝，充满了偏见，甚至以为其国力与声望，到民心所向，竟比不了后赵、前秦、前燕之类的五胡政权。岂不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首先，周秦汉魏晋一脉传下，君临中原大地已有上千年光阴。晋朝虽然偏居江南，此前太康之治三十年统一，依然是包括五胡部族在内的天下之主。

西晋本质上亡于自己的惨烈内斗，比如石勒宁平城之战号称歼灭司马越军18万，其实战兵不过4万兵马，剩下都是跟从的家眷，而且军无战心，将无战意。

比如被匈奴刘汉灭掉的长安小朝廷，所谓的西晋末代皇帝，本来也是关中实力派推出来的招牌，本来就软弱无力而且朝不保夕，只是继承顺位靠前，江东的司马睿是远支宗室，才会暂时向其称臣。

而当西晋灭亡时，北方汉人依然保有强大势力，五胡政权实为趁乱而起之辈，并非后世女真、蒙古那样的外部入侵，这意味着这些胡族政权根本没有足够强大的势力。而且彼此又互相为敌，即使同族内部也并不团结，一样内斗惨烈。

所以，这种情况下，某一胡族政权，通过对东晋这个旧主效忠，既能联络同样拥戴东晋的盟友，又能对内拉拢汉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匈奴刘汉政权，被汉臣政变，皇族尽数被诛，靳准投晋，石虎和慕容儁下令举国动员南征，半途而废，前燕、前秦、后秦这种强大一时的胡族政权，都曾经在实力弱小时对东晋称臣，就是这个原因。

对五胡政权来说，坐拥正统王朝大义名分和统一江南地区的东晋，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巨大压力，一旦晋军北伐更是各自战栗，膝盖发软。也只有后赵和前秦在北方一统的前提下，能够不怕东晋，但是考虑到自家复杂局面，石勒晚年主动去求和，石虎召集了五十万大军却不敢南下，苻坚不信邪，号称87万大军南下，送死于淝水，身死国灭，徒惹人笑。

而晋朝的体制，也并不像传统史学家认定的那般腐朽：

晋朝贵族的地位，实际还是由当朝权力，而不是过气的冢中枯骨们来决定的。看看西晋开国分封公爵：

到了东晋还剩下几何？

东晋五大家族，琅琊王氏是老牌世家没错，但是能有日后显赫说到底靠的既不是啥贵族封地和荫庇户口，更不是靠冢中枯骨，而是当权派王敦和王导，一旦王敦失败，立刻门第衰也，而等王导去世，曾经显赫的琅琊王立刻在权势上无足轻重了。

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在西晋门第都无足轻重，纯粹是依靠事功上位的东晋新兴门户。太原王氏是老牌家族，但是在东晋后期崛起之前，完全无足轻重，完全没法靠门第呼风唤雨。

说到底，士族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在政权体制内的地位，而不是单纯的其封地和荫庇户口。

如果把东晋比作一个公司，其固有体制问题，是作为董事长的东晋皇帝权力虚弱，各大股东也就是贵族世家们，动辄在董事会也就是朝廷中枢争权夺利，或者和东晋皇帝争夺权力。但是，作为董事会的朝廷中枢，依旧对版图所领地域有相当的权威。

在晋元帝司马睿名义上已经是“左丞相，都督陕东军事”时，才能派大将王敦进军长江上游，一路收编降兵和扩军，收取自己都督军事范围内的荆州江州。因此，王敦的这支军队的底子，本来就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王氏家族的，而是东晋朝廷的。

此后，坐镇荆州的陶侃，自己就是帮王敦平定上游，冲锋在前的大将，而且还有诸多地方实力派支持，但在东晋中枢的命令前，也不敢去对抗王敦。他此后在关键时刻支持中枢，平定苏峻之乱，方才获得巨大的权威和地位。

而庾氏因为苏峻之乱，被从中枢排挤外镇后，在荆州收拾地方实力派，可是无往而不利，然后等到在中枢有影响力的庾亮兄弟去世了，轻易被新的中枢派出来的桓温拿下，这恰恰说明了东晋中枢的权威，和在中枢权势对东晋各大家族兴衰的重要性。

和东晋政权相比，五胡的部落体制只有更加原始，自家人杀得何等头破血流，让东晋的内斗都看似“父慈子孝”了。一直到拓跋氏北魏政权，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年轻时候被俘去了中原，受到古典华夏体制影响，复国后通过离散部落让皇权重新强大。

实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的北魏，更接近于秦汉古典国家的组织架构和生产关系，而且拥有更为发达的官僚体制，重振了魏晋以来已经衰弱到极点的皇权，

南朝刘宋的建立，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东晋的门阀共和政治，宋齐梁陈本质是皇权政治，失败点基本是重蹈魏晋覆辙，而北魏在孝文帝改革后，实际上也是重蹈魏晋覆辙。一直到高氏北齐对士族地方势力的削弱，以及更重要的北周宇文泰这个政治天才以复古周朝为名义的政治改革，真正彻底开辟通向隋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