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金楼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在即，浙商怎么看？

5月8日上午10时，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关情况。

“第一次”的深意

不少人注意到，民营经济促进法涉及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第一次在法律中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

这些“第一次”意义非同寻常，几乎每一条都指向一件事——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过程中，民营经济发展难免受外部环境、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存在预期不稳的情况。

如何消除民营企业对“政策多变”的顾虑？必然是通过法律固化支持政策，明明白白告诉民营企业，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不会变，也不能变。

因此，司法部副部长王振江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央关于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和重大论断必须写入这部法律，明确为法律要求。这事关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政治方向，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在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产业链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该法的制定既是对“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战略部署的法治回应，也是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民营经济活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举措，有助于引导民营企业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在应对外部挑战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留白和禁令

民营经济促进法共9章78条，主要聚焦到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等内容上。不少浙江民营企业家第一时间就研读了法律条文，反馈这都是大家普遍关切的、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实际经营中，我们会面临人才短缺、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挑战。”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彦关注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产学研合作等条款，“这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专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提醒我们要依法经营、合规发展”。

瑞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平则关注到其中这句话——“通过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他认为，浙江广大汽摩配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直接受益于这一政策，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获得更多机会，提升市场竞争力。

针对不同情况，民营经济促进法采取了留白和禁令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体现出统筹兼顾当下和长远的特色。

“对需要在当下通过立法解决的重大问题，重点放在明确主要制度措施、基本制度框架和法律主要要求，同时，为未来实践发展留有空间。”

王振江举例，如对国务院有关部门统筹研究制定促进民营经济投资政策措施等，既明确了建立制度，又为下步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措施、细化落实举措预留了空间。但对违规异地执法、利用行政或者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等实践中较为突出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法律则明确作出禁止性规定，申明法律的原则和底线，增强刚性约束。

任重而道远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不少政府部门已经着手落实法律要求，加快法律配套制度机制建设。

“我们将坚持‘长期主义’和‘陪伴式服务’，将金融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作为责无旁贷的任务。”浙江金融监管局局长周家龙表示，浙江金融监管局通过推进小微融资协调工作机制、推动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增量扩面、提升金融服务适配性、提升民营企业数字化金融服务效率等持续推动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郑敏强表示，全省各级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宣传解读，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民营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和便利性，让金融惠企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玉苓表示下阶段人民银行将进一步用好一揽子货币政策，打好政策激励组合拳，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民营经济重点领域信贷投放，争取将更多政策红利惠及民营企业。

不少浙江民营企业家、专家学者是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倡导者。

比如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曾先后于2021年、2023年、2024年提交了关于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建议，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多年来持续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奔走疾呼，建言献策。

“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强化了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要真正落地见效，仍需进一步完善保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司法环境和政策环境。”

史晋川认为，要做好这两点，一是要用民营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政府的行为。如政府要严格地依法审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

二是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中，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一致性。如在政策设计方面加强对企业预期的前置引导，避免新出台政策转向过大、缺乏和市场及企业的有效沟通等，关键是避免因为政策传递不畅、误解误读等挫伤企业发展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