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实验室的高墙，走向更大的社会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跨出实验室的高墙，走向更大的社会

张天一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 著 修丁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天一

1979年，布鲁诺·拉图尔（1947—2022）与史蒂夫·伍尔加（1950—）以英文出版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一书。该书以拉图尔于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在索尔克研究所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由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撰写，旨在探究科学家如何在日常活动中建构科学事实。在初版问世7年后的1986年，拉图尔删掉了原题中的“social”一词，以《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以下简称“《实验室生活》”）之名二次出版。又过了两年，该书以拉图尔的母语法语第三次出版，不过，除去他意译了第一章，并删去英文第二版的序言与跋，其余大部分翻译工作并非由他完成。前两版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二版新增一篇后记，并去掉了题目中的“social”，而法文版则在特定章节上大有调整。正如拉图尔自己在法文版的“致读者”中所言，从英文第一版到法文版出版的10年间，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迅猛，以至于若不重写一番，便不能用法文写作它。

两版英文版的第一章均从生动而又寻常的实验室的一天开始，徐徐展开一幅围绕着秩序开展生产的画面：外界普遍认为组织有序、逻辑明确、条理清晰的科学实践体系，实际上由一系列混乱无序的观察组成，科学家在其中奋力创造出秩序，继而叙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及突破创新之处；法文版的开篇虽保留了对实验室场景及内部日常活动的刻画，但很快便进入对实验室研究相关民族志的反思。从英文版到法文版的变化不仅源于科学论的兴起，也在于拉图尔的学术立场日趋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将视域转向更大范围，着手将一种研究方法发展为一整套社会理论体系，其中既包含以高卢式风格书写的非还原性原则，也有如今颇为时兴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套体系中的不少术语（如“对称性”）并未在英文版中出现，但在法文版中已初露峥嵘。掉过头来看，在法文版中也难以看出英文版的原初观点。仅就第一章而言，与其说法文版是对英文版的意译，不如说是重写。

如果中文读者能敏锐捕捉到上述版本间的变化，契机或许是《实验室生活》新译本的出版。实际上，2004年出版的首个中译本脱胎于1988年的法文版，新译本并非对它的重译与再版，而是译自1986年的英文第二版。希望这串绕口令式的概述在提供一些背景信息的同时，也能呈现出学者学术思考的路径：它往往不是线性的、一以贯之的，个中曲折迂回不单是常态，也是作品在推敲、思想在锤炼的最好印证，而在不同版本的对比中，我们恰能一窥智慧的模样。可以说，对于认识拉图尔及其思想的发展与变化，新译本的出版称得上功莫大焉。如果想将进度条拉到起始之地，如果想了解有哪些学派在影响拉图尔尚未定型的思想、又如何让他对自己的原创观点犹豫不决甚至自相矛盾，如果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被拉图尔遗留在了实验室、却又持续使他在未来研究中不断找寻答案，那么，新译本必将是拉图尔口中那能“带来差异”的选择。

无论是英文版、法文版还是旧译中文版，拉图尔与伍尔加的这本著作都已问世数十载，其影响既超越了学科边界，也跨越了“文化”界限。抛开版本的差别，各版《实验室生活》要研究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必然面对一团乱麻，既要操作实验器材，又要处理学术论文，遑论其他事务，而这一系列混乱、无序与纷争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转变成不容置疑的科学事实，也即“有关科学的陈述”？具体而言，通过考察“TRF（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是Pryo-Glu-His-Pro-NH2”这一陈述的演进路线，从“近乎胡言，到可能，到错误，到可能正确，到不争的事实”，作者逐一展示出科学事实的建构步骤，以此追踪一个科学事实如何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超越社会解释范畴的属性。他们揭示出事实建构过程的一个特点：当某个陈述稳定下来，它就摆脱了对建构过程的依赖，成了所谓客观、外在的“实际存在”，在这样的建构过程中，科学家也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藏匿起所有建构的痕迹。在拉图尔与伍尔加看来，不是科学家在被动地发现真理，而是真理在科学家的陈述中被主动地建构起来。实验室内的发现进一步佐证了他们的论点，TRF绝不可能靠它自己便通行于世。

乍一看，化学式确证为Pryo-Glu-His-Pro-NH2的TRF不像是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在该书初版以前的关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文化、制度或科学家心理等外在面向来讨论科学。受知识社会学影响，在默顿所开辟的科学社会学传统中，科学知识的内容常在研究范围之外，人们认为社会学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去解释科学事实。为克服这一限制，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强纲领”，主张要将社会学方法贯彻到科学的知识维度，无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被当作研究素材。然而，他们虽宣称要关注特定科学问题的实际解决过程，却难以找到实例来支撑其主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图尔走向了实验室。相比于宏观解释框架，拉图尔与伍尔加更偏好微观方法，尝试在具体实验环境中去探究社会到底如何影响具体的科学知识。拉图尔在实验室中看到，科学事实的产生不仅与实验相同步，对物质的操作与关于物质的观点实则嵌入同一形成过程，因此很难在某个科学活动的物质产物（科学产品）中区分出“物质”与“智力”的成分。所以，有必要意识到科学事实的“黑箱化”，而不能倒因为果地将呈白色粉末状的TRF视为科学活动的原因。

《实验室生活》对科学家与他们所开展的科学活动进行了相当翔实的记录，呈现出科学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在当时的一些评论员眼中实属对科学“不敬”。可恰是这样的研究才让人们接触到科学知识如何生产，进而“明白它不比其他行业的产品来得更为非同凡响”，从而不会要求科学家去做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也不会对科学家心存恐惧。不过话说回来，《实验室生活》自非完美之作，章节之间不一定十分连贯，第三章“如何建构一则事实”与第五章“信用循环”就存在些许内在矛盾。一方面，这体现出两位作者的不同学科背景——当时的拉图尔颇受法国哲学影响，而伍尔加则主攻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苛求，《实验室生活》是科学论的一次全新且大胆的尝试，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为之后的研究开创出一片不曾有过的广阔天地，使后续研究愈加丰富，光彩迭生。但这种新尝试肯定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后来拉图尔自己也提到：《实验室生活》径直从实验室出发，把实验室当作孤立的单位，而未考察实验室内外的关联，也没有想想这一出发点是否适切，少有考虑如何描述才能变得适切。这番反思性的评价并不只是口头说说，他在《实验室生活》之后便没有再依着这般路数开展研究，他没有停留在实验室，而是跨出它的高墙，走向更大的社会，开启了“重组社会”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