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0年做一个实验，失败也没什么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

花10年做一个实验，失败也没什么

张翔

■本报见习记者 孟凌霄

9月伊始，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已开启第二段任期的新学期，并续任至2028年。

早在张翔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第3年时，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就发表声明，决定由他继续出任校长一职，为期5年，2023年7月起生效。声明提到，张翔推动港大开展多个具有开创性的战略项目，包括设立港大深圳校园、发布全球招聘顶尖教授计划等，令港大成为世界级学府。

近日，张翔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专访中，张翔回顾了过去5年从一线科研工作者到香港大学校长的身份转变的经历。他强调，要鼓励科学的“天马行空”和“源头创新”，学术管理机构要为科学家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

“在港大，我们的学者可以花10年做一个实验。如果做成了，当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成，那也没什么。做科研95%的都会失败，我们要有一定的宽容度。”他说。

此外，张翔还在香港大学准备了一部分经费，专门为“冷板凳学者”设立了长期研究基金。这些学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可能没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经费，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资助，但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天马行空的问题，愿意坐“冷板凳”，那么学校就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行政机构要服务于学术研究

《中国科学报》：今年7月正式开启新任期，你有何愿景？

张翔：过去5年，港大树立了宏大的愿景，同时注重于引进人才、设立目标和优化体制。目前，港大已经是亚洲最好的几所大学之一，但与顶尖大学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港大能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这种层次的高校比肩。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全球招聘更多的国际知名学者、提高教学和研究质量、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合作、扩建校园设施，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实践机会。我们相信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提高港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中国科学报》：作为校长，你如何兼顾一线科研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

张翔：我现在科研做得比较少，主要时间、精力都花在行政工作上，例如怎么把环境创造好，让学者做好科研，这是最主要的。在人才引进后，要营造宽松的环境，使人才发挥作用，并保持科研创新的深度。我们希望能打造一个有活力的、激励性的学术环境。在这里，学者们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科学报》：经历了从科研工作者到高校管理者的身份转变，心理上有什么变化？

张翔：过去，我观察到国内外高校的很多行政人员没有清晰的目标，认为自己就是“打一份工”。

但实际上，从学校的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来说，学校的整个行政机构要服务于学术研究。我们鼓励行政人员了解科学家的工作，因为“行政的卓越”与“学术的卓越”同样重要。要让行政人员看到，他们的工作会间接创造科学价值，进而推动人类文明。不论是行政人员还是学术人员，都要有一致的目标，即为卓越而贡献。

《中国科学报》：要用“行政的卓越”推动“学术的卓越”，那么什么是“学术的卓越”？

张翔：“学术的卓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优秀的学生，二是优秀的学术成果。毕业生的优秀程度是无法量化的，更多需要时间来检验，可能要10年、20年、30年才能显现。

学术成果方面，主要是在各个方面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港大不会简单统计文章的数量，我们特别推崇的是突破性的工作、世界第一的工作，而且是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

《中国科学报》：你在很多场合强调鼓励科学的“天马行空”和“源头创新”，这样的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

张翔：最近，韩国的室温超导研究非常热门。1911年，荷兰科学家首次提出“超导”的物理概念，当时这只是一个纯科学问题，没有太多应用想象。但时至今日，如果室温超导真的做出来，就能引起一场新的革命。

现在很多高校在做“Me too research”，即别人做了这项研究后，我也跟着做，只要跟得紧就行。实际上，做科研最重要的是突破性工作，从源头开始创新。就像有了长江的源头，下游才有源源不断的水流；但如果大家目的性太强，只做中下游的研究，就容易出现“卡脖子”难题。

源头创新的作用，就相当于法拉第所说的“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没有人知道一个婴儿在未来对社会或人类有什么贡献，最初的科学发现也是如此。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源头创新有哪些现实阻力？

张翔：科学家会面临急功近利的问题。

在研究所、高校，科学家总要拿一些奖项、得一些“帽子”。大家想要地位和工资的提升，这些都是很自然的。而有了太强的目标，就很容易做“短平快”的研究，做基础研究会不会浮躁一些？不单单是中国，全世界都存在这种问题。

我建议，学术管理机构要为科学家创造宽松的人才软环境，不能只靠科学家淡泊名利，因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

《中国科学报》：如何打造有利于科研人才的“软环境”？

张翔：我们鼓励科学家做伟大的课题，这样的课题可能95%都会失败，但科研体系要有这样的容错空间，对冒险要有包容性。从国家战略角度层面，我们需要有一批科学家甘坐“冷板凳”，甚至长期做“无用功”，这样才能真正打造世界一流的科技。再过20年，再过30年，我们国家就没有“卡脖子”的问题了。

最近，企业家马化腾先生设立的“科学探索奖”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也是鼓励科学家不要忙于去外面找钱，要静下心来做理想的科研。这都是很好的开端，我们也希望这股清风能继续下去。

《中国科学报》：港大在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方面，有何经验？

张翔：我们非常鼓励宽松的学术氛围，让大家有平等的合作。如果有太多“帽子”，合作时可能会有大教授、小教授的隔阂。其实在国外，年轻教授的创新力往往是最强的。

在港大，我们正在努力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实验室设施和技术支持，以及更多的研究经费和时间。我们还鼓励科学家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以开阔他们的研究视野并增加机会。

最近，我和同事们准备了一部分经费，专门为“冷板凳学者”设立长期研究基金。这些学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可能没有享受到其他渠道的经费，或者研究本身就不容易受到资助。但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天马行空的问题，愿意坐“冷板凳”，那么学校就愿意提供资金支持。而一部分相对“富有”的学者，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在港大，我们的学者可以花10年做一个实验。如果做成了，当然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做不成，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有一定的宽容度。

像培养孩子一样培养学者

《中国科学报》：许多青年科学家面临“非升即走”的现实困境，这会对科研创新产生阻力吗？

张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位同事，在“非升即走”的6年内没有拿到一分钱经费，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他所展现的对科学目标的追求非常清晰、非常远大。他现在是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校长。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锅饭”时代，到如今资金和设备充足的黄金时代，科研体制有了很多改变。在国内外，“非升即走”的情况都存在。有的高校相对来说宽松一些，是因为在招聘的时候就已经倾向于将对方长期留用。我们鼓励在招聘时期花更多工夫，一旦招进来，就要像培养孩子一样培养学者。港大的学者做研究，没有过强的任务性和紧迫性。

《中国科学报》：2020年港大启动全球招聘教授级学术人才计划，目标是招揽100名杰出学者，目前进程如何？

张翔：目前我们已经吸纳了约50位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级人才入职港大，助力港大拓展前沿学科研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还会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院院士等多位顶尖学者全职入职港大。

《中国科学报》：在人才引进时，怎么识别一名科研人员是否有潜力？

张翔：港大有判断人才的能力。当然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也不是所有学校都能做到的。为什么一流大学要雇一流人才，因为一流人才不仅能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关后来入职的一流人才。一流人才之间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的，但二流人才可能更愿意雇三流人才，因为他们怕一流人才招进来，把自己给比下去。一流人才也会营造更好的科研氛围。

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国科学报》：你青年时期选择研究方向时，有没有受挫的时刻？

张翔：上世纪90年代初，我是全世界最早一批提出利用3D打印技术制造人体器官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想法，但当时这个想法申请不到经费。我是做物理学和工程学的，生物基础不够，所以很多人不相信我能做成这件事，甚至有一位评审在申请书上写着“这个青年学者可能连生物细胞都没见过”。

但二三十年后，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人体器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很多人说我“股票买早了”。

在具体的科研项目上，其实可能95%都会失败，只有5%能够成功。有些方向两三年就出结果，但当选择一个非常远大的课题时，可能短期内大家都认为你会失败，甚至要甘坐很久的“冷板凳”。

《中国科学报》：多年来，你主导了许多跨学科研究，港大也在陆续筹建10个跨学科的研究院，怎么促进跨学科的交流合作？

张翔：大家都热衷于跨学科研究，其实跨学科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它是一个结果而非目的。如果为了交叉而交叉，本领域做得差不多了，出去交叉一下，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跨学科的研究应该涉足其中、打破两个领域的边界，应该“无心插柳柳成荫”。

跨学科研究首先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和题目，碰触到领域边界时，也要自省是否有了重大发现。只有找到一些真正打破常规、跳出局限的想法，才能取得“1+1>2”的效果。

《中国科学报》：如何打造人才的集聚效应？

张翔：最近我和一些青年学者交流，他们提到了一种现象——在学术会议上，学者会把自己5年、10年的工作走马观花地说一遍，但没有把最近一两篇文章讲透，也没有和听众真正讨论科学问题。如果学术会议变成走秀的舞台，就没什么意思了。台下的听众真正希望了解的是，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学术思想是怎么想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分享。

因此，人才软环境要打造集聚效应，鼓励学者集聚在一起谈论深入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