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陈，吃人陈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陈晓卿

我父母是大学同窗时相识结婚的，毕业分配为避免两地分居，他们“响应号召”，选择共同奔赴一个比较艰苦的县份教书。两年后的1965年，他们的长子在那里出生，就是我。

我家乡灵璧县地处皖东北，属黄泛区，常年受到水灾和旱灾的影响，算不上富庶之地。读过一个社会学的田野报告，说黄泛区农村很少置办家产的原因是“便于逃荒”，这和我当年在乡村所见一样。所以，无论时间还是地点，没有人能把我，与一种叫“美食”的东西关联上——尽管我从小就很馋。

每年暑假，母亲都要一路辗转，回大别山的老家看望父母，我自然跟着。记得六岁那年，我们先是坐长途汽车到了津浦铁路上的固镇，再转火车。母亲拎着行李箱，还背了一个硕大的包袱。

火车需要在蚌埠转车。相比灵璧，蚌埠是大城市。下了火车，母亲把重重的行李放在站台上，嘱咐我照看好，她去候车室，打听下一趟去合肥的火车在哪个站台。

没走多远，她又转回来，显然对我有些不放心。“不管是谁给你什么好吃的，都不要吃，更不要跟他走，”母亲说，“不然就见不到妈妈了。”她反复给我举例，县城里几个被拐卖的小朋友就因为贪嘴云云，然后才匆匆离去。

天气很热，不停有火车停下，又开走，大太阳下面，我孤零零站在那儿看行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母亲才回来。我哇哇大哭。她着急赶路，背起重重的包袱，一手拉着我，一手拎着行李箱，赶上了另一个站台上的一列火车。上了车，她才腾出空儿安慰我，觉得可能离开时间太长，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然而，我当时想的是，那个说好的拿着好吃的要带我走的人，为什么一直没来？

是的，我从小就这么馋，永远有一个空空的胃，像饥饿的灶坑盼望柴火一样，焦急等待填进去的食物。在那样的年月里，吃饱，只是勉强；解馋，往往只有年节的时候才能实现。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回忆过，同时也觉得对食物的渴望是大多数人的天性。

很庆幸，老天爷没有让我成为饿死鬼。在我即将成年时，赶上了另一个时代。但我还是我，依然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饭量惊人。

记得刚走出大学校园，组织分配“下基层锻炼”一个月，之后在北京郊区的房山广电干校集中，会餐那一顿是我人生中的食量巅峰。由于米饭先上来，我先打了半斤米饭，然后又吃了四个二两的馒头，这时候一两一个的大肉包又蒸好了，依然被我面不改色地消灭了十个……

但说来也怪，我能吃，就是不长肉，甚至自诩是个永远吃不胖的人。一直到我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的身材都只能用“精瘦”来形容。1994年底，身高一米七八的我，只有不到五十五公斤，一尺九的腰甚至很难买到裤子。我经常嘲笑别人胖，谁能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加入了“喝水都长肉”的行列。

都因为美食。

自从接触美食圈，准确地说开始写美食专栏之后，我的体重比文字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但我仍然没有停止吃喝，各种饭局招之即来。那时候，特别喜欢焦桐先生写的书，大块吃肉，大口喝酒，一醉方休，酣畅。

后来到台湾，去焦桐在台北的书房拜访，本以为结束时能与他尽兴地浮一大白。没承想，焦桐先生一脸无欲无求的恬淡，没有留客的意思。原来他已然是过午不食了。这，还是那个大嘴吃四方的美食作家吗？焦桐自己的解释是年轻时没有克制伤到了肠胃。他用很标准的北京话，平静地说了句很惊悚的话：“人啊，口舌之欲是有定数的。”

这两年才感受到焦桐先生所言不虚。人上了年纪，饭量越来越小，酒量越来越差，消化越来越弱，体形越来越胖。人生就这么宿命，胃口大开的时候没那么多美味，有了美味又无福消受。

衰老，是个让人惊惧却又无力阻止的自然现象。曾经真诚地问过一位年长的同事：“晚上就一个苹果，夜里饿了咋办？”现在我的年龄告诉我，其实一天一顿将将好，甚至可以假装天真地问年轻人：“晚上吃饱了，夜里胃酸怎么办？”

幸好，在这十多年里，留下了一些文字，从中完全可以读出我随年龄而改变的心态。重温它们，我能感受到那些穿透食物的时光流逝，以及时间河流里的气味和口感，这也是《吃着吃着就老了》书名的由来。

成立稻来工作室之后，拍片多，很少有安静下来写字的时间。一是因为忙，二也是懒。不过和美食打交道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作为“专业选手”，我可以持续保持对食物充沛的好奇心，永不停步，从不忌口，永远充满期待，才能把食物故事讲得生动。因为食物，是我了解世界最美味的通道。

最后要感谢这些年来我的“饭搭子们”，食物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黏合剂，能吃到一起的人值得珍惜。尽管随年龄增长，朋友圈越来越小，但与真朋友坐在餐桌前，酒饭才最有滋味。最好吃的永远是人。

对，我姓陈，吃人陈。

（本文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新经典文化202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