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引清入关，成了清王朝打压农民起义，剿灭南明政权的先锋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破皇城，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寿皇亭自缢而死。此时，一个人物的关键抉择可以左右一个民族之后200年的命运。

有的人说他是汉奸，有的人说他是机会主义分子，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简单的一句话能够概括的，正真的历史并不是坊间流传的“怒发冲冠为红颜”，而是当时历史环境的权衡。

吴三桂在明朝崇祯年间已有战功，父亲吴襄是辽东军事集团的参将，明朝军队实行的是“屯田自食”，即驻防士兵由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自耕自给，以减轻国家和当地百姓的负担。在这种制度下，军队将领自然成了大地主，家境殷实的吴家从小就重视教育，吴三桂自幼学习典籍和骑射，称得上文武双全。

在这种家庭下，自然顺利中武举，吴三桂年仅20岁即升为游击将军，23岁时提为前锋右营参将，3年后即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大概相当现在的正师级，而且任实职。

崇祯五年,他随父出征,剿平山东孔有德叛,立下赫赫战功;崇祯十三年,他镇守杏山堡要塞,初创多尔衮,挫伤清军锐气;崇祯十四年,他独军押粮,解救锦州困城之危，前半段人生已然光彩夺目。

转折点发生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

此时，中国大地依然存在着三股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即已经攻占北京的大顺农民军,雄据关外意欲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及散聚在南方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中的明朝残余武装。

吴三桂作为明朝在北方仅存的一支军事力量,已处于农民军与清军两大势力的夹击中,在与南方声息不通的情况下,吴三桂以其三四万的兵力不堪与其中任何一方相抗衡,更不用说东西两面同时作战。而政治上的孤立无援,经济上的粮晌俱乏,也决定了吴三桂不可能长此独立存在下去。何去何从?他必须在投降农民军与清军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一个成功的历史人物在于如何运用手中的资源换取政治利益，吴三桂深知自己的重要性，其他两方势力只要争取到自己的支持，将极有可能入主中原。起初他的内心肯定是倾向同为汉族的李自成一方，一是李自成派遣使者送来四万两白银犒军，意图拉拢自己，还许诺高官厚禄。二是吴三的父亲吴襄、母亲祖氏,等一家三四十口,均在京城,已沦为人质,牵制了昊三桂，在个人情感上也是极有可能倒向李自成，这时怎么看清军都是不可能有什么机会的。

可历史的戏剧性就在于个人对于形势的把握不足，面对“大顺”政权的勾引，吴三桂做出了自己的决定，这也成为改变个人命运的关键一步。

吴三桂连夜集聚总兵、参将、谋士议决。“只要我们从农民军手里救回太子，再造大明，我等拥戴的元勋，官为上品也。”诸将官如梦初醒，大惊失色。现在大家才明白吴三桂的真正想法。

其实曹操为中国历史开了坏头，为其他没有“皇家正统”又想当皇帝之人，提供了成功的模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招实在太好用了。

既然都有这个心思了，不害死几个亲人祭天，也是不足以表面决心的，于是回话给大顺劝降的使者——恭请大顺送还太子，再做商榷。并给父亲回信，拒绝吴襄在威逼下写的劝降信，直斥父亲隐忍偷生，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函有档可查）。

李自成听完吴三桂议和条件后，拍案大骂，连自己心急的登极工作都放下，御驾东征。1644年4月13日，李自成出师山海关，共计马步兵6万。出征前一天，为绝内患，于西华门处斩66名明朝大臣高官，53名大学士等官员全部绞死，可谓出征祭天，法力无边。

看到这里读者也应该发现，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吴三桂在进京途中，听闻京中家里变故，气愤折返的桥段。他一开始本就是无意归顺“大顺”政权，机会主义思想，就是要在乱世中浑水摸鱼而已。

大战打响，农民军与吴军屡次进退，而吴军渐渐不支。多尔衮认为吴三桂保大明，李自成建大顺，二者互相残杀，可坐收渔人之利，于距石河西战场4里地扎营观望。

此时，吴三桂焦急万分，他知道这次战争如果失败，自己肯定是要挂城门的，他也别无选择，决定亲赴清营，这个时候他还在幻想自己的权力，对多尔衮说，助三桂灭李自成，大明在南京建都，以黄河为界，北归清，南归明。

于是吴三桂打开城门让清军入关。清军进入关内，瞬间与大顺军砍杀，擅长骑射的清军来到中原平原地区，摧枯拉朽之势，李自成无力抵挡，败退北京。李自成匆匆登极（基），遂收拾宫中宝物撤退，将楼宇宫殿付之一炬，当了两天的皇帝李自成，遗憾地离去。

自此，吴三桂成了清王朝打压农民起义，剿灭南明政权的先锋，在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顺治年间位封亲王，藩镇云南一方，这也为他30年以后反叛埋下了种子，成为明、清两代都不讨好的尴尬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