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古埃及文明》：知名学者金寿福带你走进更真实的古埃及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如此形容古埃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埃及学研究学者金寿福，以四十余年的研究为基础，结合最新的学界研究与考古发现，借助古埃及人留下的丰富文字、图画与实物，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一个更为真切的古埃及，重构古埃及人的生命旅程，走进他们真实可感的日常生活。

从文明的兴起、国家起源与制度，到经济、宗教信仰、神话与神明、来世观念、墓葬习俗，再到象形文字、莎草纸和石刻上的文学、神庙与金字塔等代表性建筑……全景式展现神秘瑰丽的古埃及文明，浓缩成一幅失落文明的壮丽画卷。

【作者简介】金寿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0年获得德国海德堡大学埃及学博士学位。在国外出版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国内《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译注《古埃及〈亡灵书〉》；曾赴美国布朗大学、埃及开罗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驻以色列考古研究所等机构进行学术研究；参与卢克索官吏墓、阿蒙霍特普三世墓、中埃联合考古队孟图神庙考古发掘工作。

2012年获得埃及政府颁发的埃中文化交流贡献奖状和奖章。现任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在复旦大学开设古埃及文明、世界宗教文化史、史学原典导读等课程。

【书籍目录】

自序

前言 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

第一章 文明的兴起

第二章 官吏和管理制度

第三章 日常生活

第四章 经济

第五章 外族观念和对外交流

第六章 众神的世界

第七章 来世观念和墓葬习俗

第八章 文字和文学

第九章 艺术

第十章 建筑

第十一章 巫术和医学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象形文字的破译

法国学者为后来的埃及学积累了大量材料；然而，就象形文字破译而言，找到破解象形文字钥匙的人并非法国学者，而是法国士兵。1799 年，一支法国远征军小分队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一个名叫罗塞塔的小镇郊外修筑防御工事，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块书写着3种不同文字的石头，其中一种文字为希腊语。在场的法国军官马上意识到这块石头的重要性，立即派人把这块石头送往开罗，后来这块石头被称作“罗塞塔石碑”。石碑高112.3厘米，宽75.7厘米，厚度为28.4厘米，重达720公斤。公元前196年为托勒密五世（Ptolemy V）登基的第9年，埃及各地的祭司在这一年到孟菲斯集会，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国王感恩戴德，决定特制石碑，立在埃及各大神庙，石碑上刻写的碑文描写了这位年轻君主的丰功伟绩。他免除神庙赋税，向神庙馈赠，使得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我们现在知道，罗塞塔石碑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分别用象形文字的圣书体、大众体和希腊文书写了同样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被称为“进入古埃及世界的一把钥匙”。在长达3000年的古埃及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古埃及人的书写形式发生了若干变化，大致分为3种字体，其名称均来自希腊语。圣书体（Hieroglyphic）意为神圣的文字，古埃及人在神庙、墓室刻写象形文字时使用这种书写形式，它相当于汉字的印刷体；祭司体（Hieratic）是圣书体的简化形式，古埃及人在莎草纸上书写宗教性和其他文献的时候使用这种书写形式，它类似于汉字的手写体；大众体（Demotic）生成的年代很晚，它是祭司体被进一步简化的结果，用于日常书信、文档管理等。在罗塞塔石碑上，最上部分是圣书体，中间为大众体，最下面的文字是希腊语。罗马帝国时期，古埃及人用希腊字母转写象形文字，类似于我们用拼音转写方块字，这种文字被称为科普特文（Coptic），使用这种文字的人后来被称为科普特人，不过科普特文逐渐被废弃。埃及现在的人口中，大约有600万科普特人，他们信奉基督教，自称是法老的后裔。科普特文在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应当说，象形文字的破译是欧洲很多人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但是，最终的功劳属于法国人商博良（J.-F. Champollion，1790—1832），这一点毋庸置疑。商博良成功释读象形文字，不仅基于其不同寻常的语言天赋和超乎想象的发奋努力，也得益于他知难而进的精神。在商博良之前的许多人，包括上文提到的古典晚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他们都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是图画文字，即一个象形符号应该表示一个独立的意思。早在公元4至5世纪，一位名叫赫拉波罗（Horapollo）的人就撰写了一本书，试图解释象形文字的构造和原理。这本书是《象形文字研究》（Hieroglyphica），书中一共解释了189 个象形符号。赫拉波罗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它融合了埃及和希腊两个神的名字—荷鲁斯（Horus）和阿波罗（Apollo）。赫拉波罗在书中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构造和运作形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是，他把这个特殊的书写系统描写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画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引向了歧途—象形文字成了密码，储存着神的启示和人类失去的智慧。赫拉波罗解释象形文字的模式是：假如古埃及人想表达甲，他们就画乙，因为乙有甲的某种特征。例如，假如他们想表示“开启”之意，他们就画一只兔子，因为这种动物总是张着眼睛。再比如，赫拉波罗知道象形文字中的鸭子图符表示“儿子”，但是他并不知道所以然，只能推测，养鸭人早晨把鸭子赶到池塘边，晚上的时候再把鸭子赶回圈里。鸭子服从养鸭人的命令，由此联想，古埃及人希望儿子听从长辈的教诲犹如鸭子顺从养鸭人，所以用鸭子指代儿子。

罗塞塔石碑上象形文字和希腊语并列，它们占据的空间大小并不一样，商博良据此推断，既然罗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和希腊文在内容上对应，假如圣书体文本中的每个符号表示一个事物、行为或概念，那么其中的符号应当与希腊语文本中的单词同样多。然而，尽管石碑有破损，有些符号模糊甚至无法辨认，石碑上的圣书体象形符号依然多达1419个，而希腊文只有486个单词。很明显，不可能所有的象形文字符号都独立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他仔细辨认不同象形符号的数量，共计166个。凭借熟练掌握十多门古代和现代语言的直觉，商博良得出结论，166个图符作为字母数量太大，作为单词又太少，象形文字不可能是图画文字。接下来，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椭圆形里面的象形符号。在商博良之前，已经有其他学者提出了这种椭圆形中的符号构成王名的见解，埃及学界如今把这个椭圆形叫作王名圈。

石碑上的两个王名圈里分别书写了“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两个名字。不难发现，同一个象形符号在两个王名圈里表示同一个音，比如方形符号均发“p”的音。在商博良之前，包括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T. Young）在内的其他学者业已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他们相信，因为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都是外族统治者的名字，所以古埃及人才用音标形式表示他们的名字。在制作于阿布·辛贝勒神庙的拓片上，商博良看到了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Ⅱ）的王名圈。这位国王的名字由4个象形符号构成，第一个是象征太阳的圆圈，第二个是3张狐狸皮系在一起的符号，表示生育之意，第三个和第四个均为由折叠的布匹构成的符号，可以表示阳性第三人称的宾格。根据科普特语相关词语的意思，商博良把“拉美西斯”这个王名拼读为“RA-MS-S(W)”，拉神生育了他（拉美西斯二世）；换句话说，太阳圆圈的发音为“RA”，表示“生育”的动词发“MS”，“他”由“S”和“（W）”两个音表示，“W”因为是弱音，所以被省略了。如果回到上面所举例子中的鸭子和兔子，鸭子在象形文字里表示“S”和“A”两个音，兔子也表示两个音，分别为“W”和“N”。具体地说，鸭子和兔子均为双音符号，它们分别表示“儿子”和“打开”之意；名词“儿子”和动词“打开”与鸭子和兔子的动物学特征和特性并没有任何内在关联。通过寻找和辨读更多的王名圈以及其他文献，商博良归纳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特点：一、象形文字的符号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意符号，第二类是表音符号，第三类是限定符号，有的符号可以兼具多种身份；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它们的语法规则基本相同；三、象形文字基于图像，但并非图画文字，它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图ⅷ是古埃及人使用的单音符号，它们犹如现代西方语言的字母。正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少人对此不以为意，以为只要从欧洲朝着一个方向航行，一定能够到达新大陆；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看上去也很简单，但实际上是渊博的知识和创造性的思维完美结合的结果。

借助古埃及人的字母表，我们可以试着认读胡夫—吉萨高地最大金字塔的主人—的名字。他的名字由4个象形符号构成，第一个是由胎盘构成的符号，发浊音的“h”，第二个和第四个符号均为鹌鹑，它们发“w”的音，第三个由蝰蛇构成的符号发“f”音。4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了“hwfw”，我们所说的“胡夫”音译自英语的“Khufu”，而“Khufu”就是4个象形符号的读音。

可以看出，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有非常强的字母文字特征。从理论上说，如果埃及人愿意，他们已经具备了过渡到字母文字的条件。不过，他们在单音符号之外又创造了许多双音、三音甚至多音符号，表意符号拥有固定的发音，但是古埃及人通常省略这些符号，此外还有不发音的限定符号，这些都使得象形文字复杂烦琐。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的研究结果得以在法国科学院宣读，学界把这一天视为埃及学的诞生日。商博良去世以后，他编著的《象形文字语法》（Grammaire Égyptienne）和《象形文字字典》（Dictionnaire Égyptien en 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先后于1836年和1841年出版，进一步确定了他作为象形文字释读者和埃及学创建者的地位。

*以上内容摘自《古埃及文明》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