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0亿破产独角兽，要“复活”了？

原地“复活”？

从投资界的“当红辣子鸡”到破产边缘的“弃子”，WeWork总是被投资圈提起。

去年底，WeWork宣布破产，就在人们以为WeWork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它却宣布了债务重组和新的投资注入似乎在宣告自己的“复活”。近日新任首席执行官的任命，以及与物业所有者重新谈判租赁条款，都显示出WeWork在努力调整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从一家备受瞩目的共享办公空间巨头，到面临破产，再到如今似乎又重新站稳脚跟，WeWork的起伏跌宕让人不禁思考：一个企业如何在逆境中重生？它的成功与失败又给共享经济领域带来了哪些启示？

WeWork的创始人亚当·诺依曼以其独特的创造力和嗅觉，成功捕捉到了共享办公空间这一新兴市场的需求。然而，随着2019年IPO的失败和随后新冠疫情的冲击，WeWork的商业模式和财务问题被暴露无遗。公司从投资者的宠儿变成了市场的弃子，市值蒸发，亏损累累。

如今改头换面的WeWork还能东山再起吗？

摆脱破产

WeWork摆脱破产困境了吗？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了WeWork的最新情况，称WeWork宣布公司已从破产困境中恢复，并任命了戴德梁行的高管John Santora为新任首席执行官，该任命自2024年6月12日起生效。同时，WeWork宣布David Tolley在公司全球重组完成后已辞去首席执行官和公司董事的职务。

这是去年十一月宣布破产后，WeWork给投资者和消费者带来的一个好消息。

实际上，在更早些时候，WeWork就已经传来试图重组的消息。根据观点网报道，WeWork已经宣布与债权人达成一项债务重组协议，这将使其债务减少约40亿美元，有可能帮助公司摆脱破产保护状态。根据美国法官John Sherwood的裁决，WeWork将按照由日本软银支持的方案进行重组，而公司创始人Adam Neumann将不再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在这次重组中，WeWork将从软银、King Street Capital和Cupar Grimmond等投资者那里获得4.5亿美元的新投资。Cupar Grimmond将在重组后成为公司的控制方。软银在新公司的股份预计会在16.5%到36%之间，具体比例将根据WeWork员工的参与度来决定。

同时，WeWork还与物业所有者达成了协议，通过重新谈判租赁条款，预计可以节省高达80亿美元的租金支出。这项节省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正面影响。

关于WeWork如何从投资界的“当红辣子鸡”一跌成为破产边缘的弃子，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其创始人的原因。

WeWork的创始人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出生于1979年，在以色列长大，后来加入以色列海军服役，并在2001年移居美国。在创立WeWork之前，诺依曼就尝试过很多个创业项目，比如可折叠高跟鞋、带护膝的婴儿裤子等等，从这些点子中就能看出他独特的创造力和嗅觉。

虽然这些项目并没有什么做得很成功，但是持续创业的信念已经在诺依曼心中种下了。2008年，诺依曼与朋友米格尔·麦克凯尔维（Miguel McKelvey）共同创立了Green Desk，而这也是WeWork的前身，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共享工作空间。

2010年，他们出售了Green Desk的股份，并利用这笔资金以及从房地产开发商Joel Schreiber那里获得的1500万美元投资，正式创立了WeWork。诺依曼希望通过WeWork复制他在以色列社区中感受到的亲密和团体性，这种理念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

之后WeWork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迅速扩张，2017年在纽约第五大道拿下重要店面，2018年收购了联合办公空间运营商naked Hub，并吸引了摩根大通、高盛、软银等大企业的投资。然而，WeWork的商业模式存在问题，其依赖于在黄金地段购买长期租赁的办公空间，并希望找到足够多的短期租户来支付成本和利润，这种模式被批评为不可持续。2019年，WeWork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失败，暴露了公司的财务问题，导致诺依曼被迫离开公司。

神话与降落

一个创始人必然是一个创业公司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不过WeWork从“高楼起”到“楼塌了”的背后也有经济周期与投资趋势转变的宏观因素影响。

WeWork兴起于世界经济的下行周期。WeWork的创立时间刚刚好赶上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当时美国地产行业泡沫破裂后，金融行业也受到了影响，而诺依曼敏锐的嗅觉再次发挥作用，他观察到，很多自由职业者其实很愿意在第三空间办公，比如星巴克，只是当时的纽约没有什么更专业的空间提供给他们；其次，随着地产经济的泡沫，纽约空置的办公楼也开始增多。

这也可谓需求对口，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属于自由职业者和创业者的共享办公空间就诞生了。

有这么一商业类纪实传记叫做《泡沫边界：亚当诺依曼与WeWork帝国》当中就形容了当时的情况：“神奇的是，即使周遭的经济屡屡崩溃，绿色办公桌的业务仍能继续蓬勃发展。次贷危机引发了国家金融系统历史性的重大崩溃，而纽约正处于震中。经济体系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受到了冲击。然而，不知何故，小企业主们仍然想要布鲁克林的办公空间。也许是为了灵活性，也许是因为曾经的银行家们也加入了自主创业。不管是因为聪颖还是运气，诺依曼和麦凯威显然发掘出了这个未被开发过需求的产品，还是个能赚钱的产品。”

在抓住大时代红利的同时，WeWork同样赶上了投资趋势变化的时代。在WeWork身价水涨船高的那几年，有几个重要的投资者身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第一个就是成功投资过Uber的硅谷明星VC机构Benchmark。

《泡沫边界：亚当诺依曼与WeWork帝国》书中写道“2011年，WeWork带来了740万美元的收入，支出仅略高于此，企业仅仅亏损了5万美元。这对一个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扩张型企业来说是个好迹象。毕竟，收入比2010年的150万美元增长了近4倍。而2012年即将到来，公司眼看着就要盈利了。”

同样是这一年，Benchmark接到了来自WeWork创始人诺依曼大的电话，在诺依曼精彩的口才和WeWork当时强劲的财务表现的双重加持下，Benchmark参与了WeWork的投资。“他们对WeWork强劲的财务状况十分满意，WeWork通过楼房获取的利润在扣除其他开销前，与一些软件公司的利润相当。WeWork还抓住了基准资本一直想利用的趋势。10年以来，美国的城市复兴仍处于早期阶段，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而这股潮流一直是基准资本期望有能力涉足的。”《泡沫边界：亚当诺依曼与WeWork帝国》这样描写道。

Benchmark之后，富达与普信的加入更是让WeWork估值直冲100亿美元。作为传统二级市场大基金，之前是不怎么参与初创公司的投资的，不过互联网行业的兴起也逐渐改变了这个投资趋势。比如Facebook上市的时候市值就已经高达1000亿美元，所以这些创业公司的巨大成长空间也开始吸引传统的投资机构。

在这样的投资趋势下，富达与普信参与了Benchmark的投资。随后，中国的弘毅投资在2015年的一笔投资，使WeWork的估值飙升至150亿美元以上。中国市场的资金充裕，加上中国投资者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影响力，为WeWork等明星创业公司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最后，软银的孙正义成为WeWork估值飙升至470亿美元的关键推手。孙正义通过愿景基金对WeWork的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寄希望于WeWork能超越阿里巴巴，通过颠覆房地产市场，在2028年实现万亿美元市值。孙正义的这一决策，既源于他个人对颠覆性变革的追求，也反映了市场上资金过剩的现状，尤其是来自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科技影响力渴望的体现。

共享经济何去何从

然而，生而逢时的WeWork的情况却急转直下。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WeWork原定于2019年上市，但其招股说明书揭露了公司管理上的混乱和财务问题，包括巨额亏损、公司治理松懈以及创始人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的管理风格，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上市计划最终流产。2019年公开募资失败后，WeWork声誉受损，诺依曼也被迫离职。

随后新冠疫情暴发，全球多数公司关闭办公室，人们转向远程工作，进一步削弱了对WeWork共享办公空间的需求。2021年，WeWork通过与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合并的方式上市，但市值已蒸发了约98%。为满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公司在8月中旬宣布进行1对40的股票拆分，股价从之前的83美分暴跌至大约10美分。

疫情期间，WeWork的工位需求大幅下降，空置率上升，业务急剧下滑，而公司仍需支付巨额租金。截至2024年6月，WeWork累计亏损约160亿美元，过去10年从主要投资者和贷款方筹集的资金已耗尽。尽管新管理层努力削减成本，但受写字楼市场疲软影响，扭亏为盈的尝试受挫。

今年8月，WeWork警告称，由于办公空间需求持续下降和会员流失率高于预期，公司面临倒闭风险。尽管自2019年以来已修改或取消数百份租约，但高管们仍不断强调高昂的租金成本和低入住率是主要挑战。

WeWork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担心公司可能无法继续运营。今年上半年，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利，共享办公空间需求下滑，公司亏损数十亿美元。今年，多名高管离职。

自成立至今，WeWork从未实现盈利。2016年至2022年，累计亏损达14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70亿元）。公司之所以能维持运营，主要依赖于风险投资的持续支持。

WeWork的轰然倒塌，也给所有共享办公室运营体系蒙上了一层灰色。

共享办公室作为一种创新的模式面临着许多经营的挑战。首先，共享办公室的盈利模式相对单一，主要依赖于会员的租金收入。这使得共享办公室对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如经济衰退或疫情暴发等，都可能导致会员流失，进而影响收入。此外，共享办公室的运营成本也相对较高，包括租金、装修、维护以及日常运营等，这些成本需要通过持续的会员增长来覆盖；

其次，共享办公室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差异化服务和特色成为吸引和保留会员的关键。然而，创新和个性化服务往往需要额外的投入，如何在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共享办公室运营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者，共享办公室的管理和运营也需要专业的团队。从空间设计、技术支持到社区活动组织，都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运营团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保持团队的稳定性和动力，是共享办公室成功的关键。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共享办公室也拥有巨大的潜力。

随着远程工作和灵活工作安排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寻求更加灵活和成本效益高的办公解决方案。共享办公室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环境，促进了人际交流和创意碰撞，这对于创新驱动型企业和个人尤其有吸引力。

即使现在，在北京海淀等地区也有很多共享的办公空间，一位数字货币工作室的创始人就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处共享办公室办公。他表示，共享办公室的租金相较于正式的办公室租房要便宜很多，而且有很多公共空间足够员工会议或者客户接待。“创业初期没有必要把很多资金浪费在门面上，有个固定的地方能够聚在一起开会、面试就足够了。我作为使用者还是很支持和看好共享办公室的形式。”

此外，共享办公室还可以通过多元化服务来拓展收入来源。例如，提供会议室租赁、虚拟办公室服务、培训和研讨会等，可以吸引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同时，利用技术手段提高运营效率，如智能预约系统、在线社区平台等，也可以提升用户体验，增加会员粘性。

WeWork的前景仍是未知数，而共享办公室的运营模式是否会成功，还需要更多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