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表达　　　　　　　　　　　　　　　　　□李继峰

本文转自：半岛都市报 我1989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报高了,调剂来了聊师,还好是中文系。刚入学曾立志考研,一打听,学长中成功者微乎其微,1990年研究生招生变为学校先推荐再考试,便心灰意冷,投身写作。写了篇记录军训的文章,当了写作课代表,题目《一枝一叶总关情》,如今看来油腻老套,却被刘明老师看中,在班里亲自诵读,投票获得第一,信心自此大增。

院报是学校影响力最大的平台,帮助很多同学第一次实现了铅字梦。刚开始,到编辑部送稿,做贼一样,丢下就跑。慢慢发现王刚、宋宝和、马中祥、姚启明、王凤刚诸师位高权重人却好,便慢慢造次起来,心底敬重而亲近。王刚老师特幽默,有时确切说是搞笑。他的乒乓球若说全校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屡屡挂靴,屡屡言而无信。第一篇见诸校报的文字《歌唱祖国》是姚启明老师编发的,记忆尤为深刻,心底尤为感激。该文如今看来,感情依然真挚,水平实在汗颜。多年后,联系上姚老师,席间提及这事,举杯表达感激,他却说记不得了。曾有篇书写烦恼的文章比较朦胧,夏曰云部长还专门提出批评。纸媒时代,学生宿舍区门口广告栏公布的各种征文、歌咏、体育比赛结果,便足以让很多同学一夜出名,校报更不用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知名写手。

1990年,中文系举办抗日战争胜利45周年大型文艺演出,88级师兄巩洪波安排我撰写脚本。我花了整个暑假时间,几易其稿,演出效果大好。虽算不上发表,有这个经历,后来写一些长篇的文字,就不再怵头。

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培养作家的,但文字写作能力是基本功。在校期间,我尝试过诗歌、小说、散文,甚至文学评论。因缺乏敏锐的感知,诗歌写起来缺乏诗意；因缺乏想象力,小说更像自传；因缺乏理论工具,文艺评论就是写感慨；逐渐散文成了主要写作形式。刘明老师当年说,散文像压缩饼干。这话曾像火炬照亮我。如今,我觉得,写散文就是解剖自我、出卖灵魂。在机关工作多年,点灯熬油,曾写过无数言语铿锵、布局严谨、内容丰富的公文,领导签批甚至夸赞后也曾有一丝丝得意。但时间久了,总觉得缺乏成就感,不如写散文信马由缰,形散神更散,我笔见我心。

“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我大规模买书、藏书,是在大学期间。我买书是出了名的,买书穷得都没钱谈个恋爱。聊城师范学院门口有个旧书摊,虽卖旧书,全部正版,是各地书库压仓底儿的书,牛皮纸捆扎的原装,价格极低。中华书局版一套12册的《史记》,仅售15元。淘书好比逛早市,睁眼一看窗外有些亮光了,便一跃而起,半梦半醒地冲向旧书摊。多数情况下,我是以“写”养“买”,写文章发表挣了稿费,就去抱一堆旧书回来。大学期间,发表文章一二百篇,多数稿费变成了旧书。有次连续几天没有买到中意的书,很是郁闷,便多了个心眼儿:直接去书贩家,借辆自行车直奔20公里以外的博平镇。摊主很热情,说我是第一个到家里买书的人,价格也便宜不少。那次买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的扉页上,我专门记下了这件事。泉城安家后好不容易有个书房,一面墙全部打成书橱,那一捆捆跟着我颠沛流离多年的书终于有了落脚之处。一日午夜,灯下看书,“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这句诗一下震到了我。吾等庸常之辈,天资愚钝,追逐文字半生,能够表情达意已是奢望,做人虽也恭谦和善,谨慎敬业,何曾有此境界?让好友蒋乐志写成横幅,悬挂案头,懈怠慵懒时也算是个警醒。

回头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两代人,几乎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文学梦”。在中学、大学,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会被称为才子,受人羡慕,异性青睐。改变命运的原始动力让我们对知识、对文学孜孜以求。文学也需要童子功,与体育、绘画、音乐等爱好相比,看起来写作的门槛很低,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其堂奥却极深,没什么捷径可走。大学四年,西方译著大量出版,学术研究走上正轨,社会风气日渐开明,即便恋爱也不被歧视。说实在的,大学期间恣意涂抹那些文字也没有多好,破绽随处可见,可过了那么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它们,它们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印记。

文字是工具,现在看来,练习写作,就是一个学习表达的过程,是寻找适合的表达方式。能比较熟练地舞文弄墨,算是学会了表达。前几年,到母校公干时,到学生食堂吃饭体验生活。走到第三个窗口,打菜的师傅竟一下认出了离校20多年的我,一大勺红烧肉瞬间倒进餐盘,接着还要再盛。20多年没见,这勺肉,是母校对我最深情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