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求美的四个维度

本文转自：台州日报

安 黎 /讲述

台传媒记者 陈伟华 记录/摄影

11月5日上午，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安黎，在路桥区图书馆为爱好散文的读者带来一场讲座，题为《散文是求美的艺术》。记者撷取精华，记录如下。

在文学的谱系里，散文这一支脉，类似于五谷杂粮，既体量庞大，又内蕴庞杂。就我对散文的理解，可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真、善、美、新”。

散文的“真”

散文的“真”，指的是取材之真、书写之真、情感之真。比如取材之真，要求所写的对象，不是源于虚构和臆测。这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一人一事，还是一地一景等，都是客观存在的。

取材之真，是散文的立身之本。想象的东西，与真实存在的东西，给人带来的冲击力和感动，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书写之真，就是要同等尺寸，而又极尽客观地描绘事物，一切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在创作时，不夸大和不缩小事实——不能把老虎画成猫，也不能把猫画成老虎，更不能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而形成书写不真的原因，既有主观意念的驱动，也有文学能力的不足。其中，后者为主因。很多作者由于磨砺之功欠缺，导致笔力不逮，尽管有书写之真之初衷，却无书写之真之能力。于是，或许取材是真实的，他们也在努力地表达真实，但笔下的文字，却难免变形走样，给人留下虚假与虚浮的感觉。

情感之真，则要求作者的情感是真挚和饱满的，是忠实于自己内心的。爱是真爱，恨也是真恨，不掺杂任何虚情假意的成分。

作者的情感是否真实和真切？这如同饭菜的味道如何，读者品尝一口，就能确切地知道，决然骗不了人。如果作者写什么，连自己都无法认同和感动，却妄想感染读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

由此我想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它逼真地呈现出底层社会的本相和困境，被人广为传颂。文本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这篇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

散文的“善”

散文的“善”，指的是作者的写作初衷，是充满善意的；作品的价值指向，是蕴含善光的。它使我想到鲁迅的散文《一件小事》，真中就包含着善，对底层百姓的同情跃然纸上。

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受人雇佣和驱使的，不怀有媚世获利的私心杂念，而是带有高尚的动机，遵循着公义公理，秉持着道德良知。因此他笔下的文字，是粮食，而不是毒品；是清泉，而不是泔水；是照彻人心的灯盏，而不是蛊惑人心的鬼火。

当代作家，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营养，但要比古人站得更高、望得更远，以更广的视角和更大的胸怀，来极目天下和悲悯苍生；并以更先进的文明坐标，来构建和定位自己的价值谱系。

什么样的散文，才称得上是善的散文呢？我以为，隐含人类的共有价值、具有博爱意识，并遵从人性的散文，就是善的散文。

善的散文，一定会把人当人一样地尊重，而不是把人当作某种工具和棋子，并以此为切入点，来挑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纷争；也一定是把世间万物，当作与自己相依相偎的生命共同体，给以爱怜和护佑，而不是践踏和征服。

善的散文不在于写什么，重要的是看怎么写。取材并不能决定散文的大小，唯有作者的精神操守、精神格局，以及艺术素养，才是作品大小的核心要素——写大人物的未必就是大作品，写小人物的也未必就是小作品。有人执著于写大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渺小；有人不懈地写小人物，却把自己越写越高大。

长话短说，善的散文，一定是有温度、有道德、有人性光辉、有人文情怀的散文。

散文的“美”

散文的“美”，有两个层面：一是精神气象上的立意与主旨之美，即散文是有高贵格调的，是有优雅志趣的，而不是低级下流的，不是粗野庸俗的；二是艺术操作上的精益求精，以及别具匠心。

作家的叙述方式或许各有千秋，但无论怎么写，都不能粗俗，不能让人读之反胃。如果小说像是一个杂货铺，那么散文就像是一家讲究档次的专卖店。美的散文，既有真，又有善，同时还有无比美妙的书写，比如屠格涅夫的笔记体散文《猎人笔记》等，就值得一读。

一个人只要衣冠整洁，精神高尚，无论其相貌如何，都能获得他人的肯定与尊重。但散文却不同，它对肤色、容貌、仪表、仪态等格外地在乎。有好的内容，却无与之相匹配的良好表达，依然难以称其为优秀的散文。

思想与艺术，是所有文学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两条腿，唯有长短相谐，粗细相当，作品才能端庄挺拔，气宇轩昂。

美在散文中，主要体现于结构，是否别出心裁；文脉气韵，是否贯通流畅；叙述基调，是否起落有致；遣词造句，是否精确精妙，而又有滋有味。

孙犁先生曾说，要写好文章，“一是要把话说对，二是要把话说好”。那么话如何说，才算精妙？我的答案是，既要在语言的精确化上不遗余力，又要在语言的妙趣横生上下足功夫。

语言与人一样，都是有性格的。比如有的语言轻狂，有的语言沉郁；有的语言像老妇一样絮絮叨叨，有的语言像演讲者一样激情澎湃……我认为选择哪种语言，都不成问题，问题则在于能否把自己选择的语言方式，修炼到极致和磨砺到最佳。

散文的“新”

“新”指的是新意和新颖，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要“不一样”。

与谁不一样？当然是与其他写作者不一样——与古代作家不一样，与当世作家不一样，与外国作家不一样，甚至与自己最为偏爱和积极追随的前辈作家，也不一样。杜甫若和李白一样，就没有了杜甫；柳宗元若和韩愈一样，就没有了柳宗元；卡夫卡若和契诃夫一样，也就没有了卡夫卡——每个写作者，都是在反复的寻觅中，甚至在不断的试探和试错中，开垦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庄稼地。

唯有“不一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突现自己的坐标。这样也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拥有创造的属性和传世的价值。

文学是不能集约化生产的，不能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模板化和标准化。

我认为“不一样”，就是散文的个性。散文的个性，是作家创作个性的外化与彰显。散文有无个性，这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尺。个性，就是文章的特征，也就是这篇作品、这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品、其他作家的相貌气质与血肉魂魄。任何一部经典，都带有创新的意味，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时之所以很轰动，其很大的原因，在于作者没有沿袭套路，而是从选材到书写的角度，以及叙述的方式，都带有创新性。

散文之“新”，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精神理念之新、发现之新、写作角度之新和语言之新等方面。它既不邯郸学步地重复他人，也不暗度陈仓地重复自己。

当然，追求散文之“新”，也不能陷入误区，把“新”理解成怪异或故弄玄虚。如果用一些生僻的词语，或把语言进行一番颠三倒四的重新组装和搭配，就是所谓的“新”了，那么就大错特错。我认为真正的“新”，是自然而然和素面朝天的，还是让人看不出却又能强烈感觉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