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楚文化之风扑面而来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探访团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巴楚文化之风扑面而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虎钮錞于。

王筝 摄

□ 长江日报记者王允祺

“青铜时代的三峡主体文化可被称为巴楚文化。在巴楚文化长期交流融合中，文化互鉴的成份很多，有人认为是‘半巴半楚’‘亦巴亦楚’。”11月5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探访团成员、武汉大学长江文明研究院考古专家贺世伟对记者说。

当天，“沿着长江读懂中国——万里长江行”探访团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深入探访三峡这条记录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的文化长廊。

三峡地跨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等地，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既是沟通川渝和江汉平原的咽喉要道，也是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会之地，这里因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万年文化史和千年文学史而享誉世界。

■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观仿照三峡大坝坝基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为1951年成立的西南博物院。2000年，为承担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大量文物抢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设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还未走入馆内，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展览部研究馆员彭学斌就提醒探访团，正门口的几阶台阶大有来历。他介绍，这几层台阶是花岗岩，是从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镇三峡大坝的坝基上取出来的基岩。

“我们建馆的时候特意把它垒砌在进馆的正门台阶上，想让大家能踩到台阶，亲身感受三峡工程建设这样雄伟的历史事件。”彭学斌说。

同时，博物馆的外观就是仿照三峡大坝的坝基。建筑正上方漏斗型的圆形穹顶恰似一个巨大的承露盘，取“三峡之水天上来”之意；外墙以大面积的蓝色玻璃和古朴的砂岩构成，蓝色玻璃象征着水，而砂岩外墙则代表着山。彭学斌介绍，在设计的时候，还有水流从穹顶上的水塔流下来，通过玻璃幕墙流到下面的水池，再从水池延伸而下，流入更低一级的水池里。“建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要是为了保存三峡库区发掘的文物，所以不管是文物还是建筑的文化符号，都跟三峡工程有密切的关系。”彭学斌说。

馆内一楼常设展览《壮丽三峡》展厅里还收集了大量三峡库区的实物，展示了库区蓄水前三峡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真实再现了三峡原貌，是对三峡风貌的永久纪念。展厅中，“百万移民”展区集中展现了百万三峡移民在搬迁过程中“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的精神，以及为三峡工程建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 三峡考古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地下和地面文物

在恢弘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厅中庭矗立着一对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石阙，这正是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工作的成果之一。

记者了解到，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文物保护项目。为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从1993年至2007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工作者对630万平方公里的三峡库区文物开展了地毯式的调查，展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文物大抢救、大发掘、大保护，抢救了1128处文物点，其中湖北库区341处、重庆库区787处。

乌杨阙是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这对石阙在2001年发现于重庆市忠县乌杨镇，因没有雕刻铭文，且出土墓阙曾遭盗挖，只能以地名命名为“乌杨石阙”。

阙是古代宫殿、祠庙或陵墓前具表征意义的楼观，常左右成对。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母阙高5.4米；子阙稍矮，高2.6米，总重超过10吨。阙身及楼部雕刻有青龙、白虎、凤鸟等纹饰，还有送行图、习武图及狩猎图等石画，表现了巴人“尚武”风气，也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三峡考古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珍贵的地下和地面文物，为探索和复原长江文化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详实资料。”贺世伟表示，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经建立了自荆楚到川渝的文化通道，至青铜时代，巴楚双方文化不断交流、碰撞和互鉴。秦汉以来随着国家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包括三峡地区的长江文化逐步走向共存融合。“三峡考古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征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贺世伟说。

■ 众多标志性文物都展现了巴楚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

探访团走进二楼《远古巴渝》展区，只见这里展示了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代表性的出土文物，显示了巴文化特点。“虎钮錞于、编钟、鸟形尊……很多文物上都展现了巴楚文化之间的联系。”彭学斌介绍，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巴渝地区呈现巴楚文化的特征，忠县以东地区还发掘出了大量楚文化墓葬。

彭学斌带领探访团来到战国虎钮錞于前，他介绍，这可以说是巴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这件虎钮錞于被誉为“錞于王”，高68厘米，重30公斤，是目前国内同类完整器物中形体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錞于。錞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最初它是一种可以与战鼓配合使用的军乐器。战国时“胡服骑射”出现，过重的錞于不适于以轻骑为主的军事，就慢慢流传到了长江流域，作为祭祀器具存在。

跟随彭学斌的指引，探访团看到，这件錞于上部的“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虎腿以漩纹勾画出神物特征。虎钮的周围还分布着五组“图语”：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魚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

“虎的形象极具巴文化特征。”彭学斌介绍，巴人崇虎，在巴人的器物中，虎的装饰尤为突出。虎不仅成为巴人的图腾，也代表了巴人勇猛、善战的性格特征。

除此之外，博物馆中许多馆藏也展现了巴楚间的密切往来与交流。在虎钮錞于旁边摆放着涪陵小田溪一号墓中出土的一套铜编钟，共14枚（复制件），这是先秦时期巴蜀地区出土的唯一一套编钟。

“小田溪编钟出土后，有学者认为这是巴王使用的编钟，并且与楚文化有很浓厚的关联。”彭学斌介绍，这套编钟整体风格是楚式的，但又在装饰上呈现出巴文化特点。编钟木架两段及立柱顶部都有虎头形的装饰，“楚文化中很多器物上都是凤鸟踩着老虎，而在巴文化中，虎是无比尊贵和崇高的，绝对不会让其他动物踩在虎上。这也是文化交融后发展出的不同”。

在巴楚文化的长期交流融合之中，巴楚民族的民风民俗、服饰等较为相似，如巴楚两族都善渔猎；楚人好巫术，巴人信鬼神；巴人竹器多，楚人竹器亦多，且两民族都有许多竹制乐器。

贺世伟向探访团介绍，后期，巴楚文化交融达到顶峰，二者逐渐融为一体，如考古发现巴人崇虎、楚人崇凤。江陵、当阳、枝江、荆门等地带出土的战国时期“虎座立凤悬鼓”和“卧虎立凤”漆木器，其器物特征就把巴楚文化风俗习惯混同的特点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