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刀在明代军队是如何推广使用的

明代武器可分为三途，一为继承宋元以来武器，二为自行创制之武器，三为借鉴域外之成果。在明军装备倭刀之前，明代的刀主要有腰刀和长刀，都是继承前代的武器形制，变化不大。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明军在前期往往落败，除了训练、士气、指挥等因素外，武器的差异是不容忽视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事关生死的战阵搏杀之器尤其如此。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明人在与倭寇的作战中吸收了倭寇武器的长处及其习法，使得明代仿制倭刀及其习法在军队中得到推广。

一、明代军队中倭刀装备与技法溯源

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明军尽管缴获了倭刀，但并没有掌握其习法，有器而无法则无法使这种武器真正发挥作用，正如何良臣所说：“军中诸技，惟刀剑法少传。若能滚入，使长短兵不及遮拦，便为熟矣。如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

作战素质普遍不如倭寇的明军又用着长度不及倭刀的腰刀，处于极大的劣势。一般未经训练的人认为长刀很难长时间驾驭的问题源于对重型刀剑技法的不了解。单手刀剑与双手刀剑在很多方面差距很大。双手刀剑在劈砍中所使用的发力来源并不在于双臂，而来源于腰背发力。按照东方武技来说，就是身催刀往，刀随人转。

以腰背发力带动胳膊。经过一定训练会发现，这种特质刀剑在单纯对力的要求上甚至比完全靠手腕的单手刀剑驾驭起来更轻松。而腰背发力带来的劈砍效果也更大。如要使得不熟悉长刀使用的明军熟练运用倭刀，就必须对使用者进行训练，而此时的中国则没有可以使用这种刀的刀法。直到戚继光在嘉靖四十年在战斗中缴获了倭寇所携带的《隐流目录》，戚继光根据缴获的倭刀谱残本、与倭寇战斗的经验和自身高超的武艺，自学倭刀术，创“辛酉刀法”。

戚继光对倭刀术的的吸收与创造实现了倭刀与刀法的结合，既有器，又有法，武器的威力开始得到发挥。

二、戚继光在倭刀推广使用中的作用

“隐流”当为“阴流”，阴流为日本剑道流派之一，创始人为爱洲移香斋，是日本剑道流派“阴流(又称爱洲阴流)”的开山之祖。生于1452年，卒于1538年，东海道伊势国人。对于爱洲移香斋的出身有多种说法，皆因其生涯如谜般不为人知。但其所创的阴流为其弟子上泉信纲(新阴流始祖，日本战国时代的剑豪，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及当时的剑豪柳生石舟斋的老师)继承并发扬之，因此也使其声名为后人所知。

爱洲移香斋年轻时恰逢应仁之乱，为了能在乱世中生存，便下决心钻研剑术，他深谙“猿飞之术”，自创“阴流”一派，又曾周游各国锻炼武艺。信纲二十二岁那年，旅居鹿岛并拜其为师，习得其“阴流”之技，翌年便被授予印可状。

后来再度游历到中国地方(本州岛西端一带)南部八国。晚年在九州日向国(今宫崎县)当神官，87岁时死于当地。爱洲移香斋死后，弟子上泉信纲创立了新阴流，与以前的真剑决胜相比，新阴流在平时练习时采用竹刀，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伤害，这种做法也被戚继光所借鉴来训练明军。

戚继光对倭刀刀法在经历模仿、训练、实战之后在万历十二年成书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中记载了倭寇“隐流”原习法及戚继光探索的见习法十五势，不过其记载的见习法只有图形而没有解释，使得后人无法演练，所谓的“辛酉刀法”原貌至今难以完全复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戚继光在经手蓟镇之后，倭刀才真正在明军军中成为一种具有了明确作战用法的常规武器。经过戚继光训练及御倭战争洗礼的浙兵被作为训练边军的种子及标杆来到北方，浙兵所使用的武器自然也就在蓟镇开始使用。《四镇三关志》载蓟镇“自增南兵戍守，遂增置倭刀、狼筅、镗钯、藤牌。”。

关于《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的这个区别，还可进行一个关于明代“长刀”诞生时间的考证。《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是戚继光早年编写的，当年他还只是一个参将，正在江南抗倭(成书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练兵实纪》是戚继光中年在蓟镇抗击蒙古，担任总兵时的练兵和作战经验总结(成书于隆庆五年，1571年)《纪效新书(十四卷)》是戚继光晚年的作品，当时他从蓟镇前线被贬到了广东。这部兵书，结合了《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和《练兵实纪》的内容，并做了增删校订(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值得一提的是，《纪效新书》里，删掉了十八卷本里的《拳经捷要篇》，新增《辛酉刀法》，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变化。在《练兵实纪》中，首次出现“长刀”，记录了其训练方式和职能定位。在《纪效新书(十四卷本)》里，明确记载了“长刀”的来历，包括刀型和刀法。书里的辛酉年，即明嘉靖四十年。

然而，所谓“辛酉刀法”，并不是在辛酉年创作完成的。实际上，戚继光并没有给这套刀法取名字，这名字是后人取的。按《纪效新书》之意，这套刀法应该叫《长刀习法》或者《双手刀法》。种种迹象表明，戚继光很可能被调到北方后，才把双手刀法研究完毕，创《辛酉刀法》，造戚氏长刀(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调往北京)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从嘉靖三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五年，有十二年之久(戚家军成立于1559年)江南抗倭时期，戚家军使用戚氏长刀的可能性有，但不高。蓟镇御虏时期，戚氏长刀在《练兵实纪》中被确认出现，用于鸟铳手自卫，长刀队砍马。

隆庆二年，戚继光在其《请兵破虏疏》中已经将长刀置于武器中仅次于战车和火器的地位，“若臣所利用者，首则战车、鸟铳、百子铳;次则火箭、珠筒;次则藤牌、长刀，各负铁背;次则闷棍，各带铁胸。”可见长刀的近战能力已经在南方的实战中得到了证明，使戚继光肯定了长刀的近战能力。以往的边军在作战中无法占有器械之利，经常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独具慧眼的戚继光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奏疏中陈述：“兵家之事，短不接长，必须每事长他一分……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于我。”

通过“每事长他一分”来弥补己方劣势乃至在战斗中取得优势，这就要从兵器入手。戚继光整顿后的蓟镇可以说是九边之冠，改变了之前蓟镇脆弱的情况，这与戚继光的军事天赋及其规划的武器配置和练兵之法密切相关。

《练兵实纪》中关于军队编制的规定并没有专职的“长刀手”，而是以鸟铳手兼长刀，以应对近战，骑兵、步兵、车兵、辎兵皆如是，这体现了戚继光一直强调的长短相济的军事思想，也符合当时火器尚未完全成熟，无法完全取代冷兵器的现实情况。

正如其所说：“大概每一兵必授以远器，御敌于百步之外;必授以近器，为角于手足所接……鸟铳手以铳为长，但铳、药子、绳等，重二十余斤矣，别难给器，各授双手刀为短，或贼近身则弃铳而用刀。”车营中使用长刀的士兵比例约为16%，步营约为40%，马营约为16%，辎重营约为19%，可以说，比例已经相当可观。北方边镇的主要敌人是行动迅捷的蒙古骑兵，戚继光来到北方，根据形势调整了军队的武器配置和使用方法，更加适合与骑兵的战斗。长刀最主要被用来应对敌军经过层层火器打击后仍不退缩导致两军近身后的作战，以及用来对付冲击而来的马匹。无论士兵本人是勇敢还是怯懦，临阵紧张是在所难免的，这会导致实战中预想的战术实施走样，所以就要在平时加强训练。

戚继光根据北方边镇作战需要设计的训练方法将长刀作为“斩马”所用，先砍马腿、再砍马头，充分发挥了长刀远长于骑兵所使用的腰刀的长度优势，长度优势在减轻了步兵对骑兵天生的恐惧心理、稳定军心士气的同时又可收“以步制骑”的奇效。

除了斩马，戚继光也重视倭刀的对打训练，以此来应对鸟铳手遭敌人近身所需，“倭刀。共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次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得犯为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擬之。”这种训练既在套路演练中考核了士兵对倭刀的熟悉度，也没有忽视实战情况，戚继光安排训练紧紧贴合实战需要，并用赏罚来调动士兵刻苦训练的积极性。

结语

戚继光镇守蓟镇十六年，曾击退董狐狸、长昂、长秃等人的进犯，这与器械精利及运用得法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实现了唐顺之对倭刀“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颈”的期许。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蓟镇“节制精明，器械精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以蓟镇为基地，倭刀开始辐射到各地军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