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教授李成谈当下全球几大趋势：反全球化、泛安全化、泛政治化

“如果中美关系有所缓和，就有助于经济上的互助和贸易上的恢复，这就超越了安全问题本身。”李成认为，在当下安全问题、台海问题、中美的摩擦等都与经济密切相关，也是企业家和民众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12月1日，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在广州“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接受记者群访时表示，11月15日的中美元首会晤在中美对话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包括安全方面的两国军队对话、台湾问题上重申“一个中国”。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也十分重要，这是顺应时代而且具有突破性的一项合作。

李成

李成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等媒体群采时表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还阐释了基辛格有关中美共存的观点。

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于12月1日至3日在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参会国际嘉宾70余位，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谈世界格局的趋势，以及美国社科领域的诸多问题

在采访活动上，有记者问及李成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下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作用。他表示，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意识比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强很多。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时代遇到了大挑战，政治经济版图的变化会遇到一些反弹，其过程也并不容易，有“暴风骤雨”的危险。

“在我看来，当下的时代有四种趋势：反全球化、泛安全化、泛政治化、两极化。”李成说。具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世界开启了全球化，这一趋势延续了40多年，改变了中美在内的世界多地。“从国家来说，中国和美国都是获益者；从各个收入阶层的群体来看，中国也都是获益者；但美国却不是如此，只有20%最高收入的群体堪称获益，而美国男性工人的平均收入可能还不如70年代，这是令人非常震撼的，也是特朗普2016年赢得大选、如今继续获得很大支持的群众基础。”

泛安全化则指的是“安全挂帅”，这在美国、日本、印度、欧盟乃至俄罗斯均为如此。“西方泛安全化的趋势开启得很早，这反映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惧心理，这让中国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应。”李成说。至于泛政治化和两极化，则是在西方国家非常明显的趋势。“要讲政治正确，要谈所谓‘民主和专制’的对立。美国尤其如此，然而在很多学者看来，美国国内的‘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要远远高于国际上的冲突。而中国则是强调多极化的，这一度引起了欧盟和日韩的共鸣，但他们都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没有一个人希望在政治不安全的、混乱的地方生活。中国与世界很多地方都不同，一直能维持稳定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李成说。

在谈到11月15日的中美元首会晤时，李成表示，人工智能应该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对中美而言，不能允许核武器的使用失去人的控制。这一观点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具有突破性，还可以引申到生物、化学武器等领域。”

李成认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绝对不是中美两国目前的主要分歧，他也不同意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框架，他不希望中美关系陷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文明冲突论”。“任何文化都有其长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才是好的。”

李成也担忧，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会出现很多问题。“在美国，学界的知华派被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学术上，还有着意识形态、麦卡锡主义、恐惧中国引起的排斥、‘科学主义’（指过于信奉定量、将定量的意义绝对化）等多层次等问题，令人担忧。”

李成还表示，安全问题、台海问题、中美的摩擦都与当下的经济密切相关，政治与安全成了企业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如果中美关系能有所缓和，就有助于经济上的互助和贸易上的恢复，这就超越了安全问题本身。”

对此，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创办人和董事会主席尼尔·布什12月1日在“读懂中国”活动记者会上也表示，他希望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家能找到机会向世人表示，在中国的业务对中美双方是双赢的。

“在中国和美国，总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两国关系似乎脱离了正轨，我想到两个教训：一个既有的强大的国家会对崛起中的国家有所恐惧，进而影响决策；我们要做一些努力，来避免这种冲突的爆发、避免恐惧带来的后果。”尼尔·布什说。

追忆基辛格：他有使命感，100岁还在频繁外访

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为中美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成离开美国赴中国香港前，在纽约与其恩师基辛格道别致谢。受访者 供图

李成在美国从事研究多年，与基辛格私交甚笃。李成今年离开美国赴中国香港前，还在纽约与他心中的恩师基辛格当面道别致谢。12月1日的记者采访会上，有记者向李成问到他对刚刚离世的基辛格的记忆和交往。

“这是一个让我很emotional（伤感）的问题。我跟基辛格的关系非常密切，从2004年开始，我跟他密集地往来，两到三个月就要做一次一对一交谈，每次约1个小时，直到新冠疫情暴发才有所减少，但也做了很多线上的交流。面谈的经历大多数都有照片留念，我想把这些照片整理出来，是一种对他的追思。”李成12月1日在记者会上说，并多次提到“emotional”一词。

“我6月底离开美国，在离开前一天去纽约跟他告别。他知道我要在香港成立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还提出要为中心录制一个祝贺致辞视频，直到11月，他骨折、生病。”李成说。

李成认为，基辛格去世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对我来说，他意味着教诲、恩惠、鞭策，他的离世带来的是失落感”。在李成看来，已有许多人讨论过“基辛格的贡献”，其实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辛格和尼克松结束了冷战。很多人都认为冷战是在里根时代结束的。但其实是因为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中国打开国门，加速了冷战最后的终结。这是基辛格战略的连锁反应。

“其次，他在过去10年提出了‘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概念，他是最早的提出者。在他看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美两国是可以同时保持强大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取代’美国，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比中国强大太多。但如果回看冷战，会发现苏联其实一直无法在军事之外的领域和美西方匹敌，苏联的经济不在世界体系之中，科技也有一些差距，苏联最后也走向了崩溃。

“然而目前来看，中美两国旗鼓相当，实际上也可以共同发展、齐头并进。很多学者认为，美国需要打压中国，或是对中国的强大感到恐惧。这些观点都是基辛格所不认同的，在他看来，中美无法取代彼此，中美一定要合作。

“最后，他在95岁左右的高龄开始学习和了解人工智能，还在几年前撰写了有关著作。他并不认为俄乌冲突可以和台海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如果俄乌冲突被认为是20世纪最后一场战争，那中美一旦爆发战争，会是21世纪第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战争。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如果爆发战争，不可能是局部的、不可能是代理人的，会很快走向升级，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的局面，是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整个人类社会会为此付出强烈的代价，不可能有一方取胜。”

李成还回忆说，基辛格直到今年还在频繁外访，3月至6月是他人生中接受媒体采访频率最高的时期，“有一些人说基辛格是在让被边缘化的自己重新回到聚光灯中心，我不认可这样的看法。基辛格有使命感，他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科技极为发达的时代，有很多可怕的潜在风险，这需要他为此做出更多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