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三层内涵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与历代廉政文化建设不可分离——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三层内涵

卜宪群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卜宪群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总结出许多深刻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或为思想，或为制度，或为实践，或为社会舆论与大众文化，共同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历代统治阶级中有为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依靠这些经验，不断地构筑出各种反腐败的防线，在许多时期扭转了政权的危亡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创造出灿烂的历史文化，与历代廉政与廉政文化建设是不可分离的。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大体包括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三个方面。

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积累的经验与理念的升华。战国秦汉以降，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导向向制度层面转化，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作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由此，廉政设计和建设也成为古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之一，这种理念既是廉政制度文化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反映，反过来也丰富并发展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例如，在秦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监察制度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各级行政长官有监察的职责，还有专职的御史和刺史系统负责监察。这种专职监察制度的形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官职设置，如对监察官选任的特殊要求，将监察官的隶属系统与行政官区别开来的做法，监察官以卑临尊的监察方式等，都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深刻的思考。

行政中的廉政意识不仅体现在监察制度上，也体现在官吏的使用规则上，如荐举中的连带责任制，任职中的回避制，以及道德与能力并重的考核制等。这些廉政措施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升为廉政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上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然，廉政制度的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终究是随着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不断分化而调整。同样，廉政制度文化也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而且不断向廉政制度浸润，有力地推动着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制度与制度文化呈现出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格局，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作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来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以实现其为政清廉目的的教化实践，还有通过对现实政治腐败的批判并揭示腐败对政权的危害以警醒统治者的举动。

除了德教思想外，历代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也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古代许多杰出思想家的共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表述。历史上吏治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都是统治者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都证明了这个问题。历代思想家的廉政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后向现实转化。历代诸多有为的帝王、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都鲜明地体现着思想家的智慧。廉政思想与廉政制度的紧密结合构成了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大特色。

廉政社会文化建设是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另一个侧面。所谓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宣扬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如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就对社会廉洁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汉书·儒林传》记载元帝时的少府欧阳地余诫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儒者子孙”与“廉洁”的内在联系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廉政意识广泛宣扬的社会结果。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思想，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廉政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普及到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统治阶级对廉吏的旌表，对贪官的惩罚，使社会形成了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第二，社会大众形成的舆论监督。在中国古代廉政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构成了廉政文化的独特内容之一。这种舆论表现为社会大众自发的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对廉洁为政者的歌颂。如汉代的太学生奔走呼号，无情揭露东汉末年的腐败政治，振聋发聩。历代的官箴家训中也有许多为社会大众认可的廉政文化。第三，各种旨在惩恶扬善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民歌、民谣、诗赋、小说、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它们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

廉政制度文化、廉政思想文化和廉政社会文化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