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15，看看老祖宗如何应对“缺斤少两”

又是一年315，谈到各类维权问题，往往会提到一个词“缺斤少两”。

斤、两、米、升……这些常见的度量衡单位，往往也是消费者判断商家是否诚信的标准之一。

在缺乏现代测量计数工具的古代，古人是如何统一度量衡单位，以确保交易的公平公正的呢？

在近期人气火爆的上海博物馆新馆，不少游客聚集在“镇馆之宝”大克鼎周围打卡拍照，另一件“镇馆之宝”却待在展馆一角少有人注意。

有人说它像一个雪糕模具，有人说它像一个做蛋卷的平底锅，也有懂行的人感慨：“比起名声在外的大克鼎，这件巴掌大的方盒真的太不起眼了，不了解背后历史的人很容易错过它。”

商鞅方升

这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青铜器叫“商鞅方升”，比起大克鼎，它因不常设展出而难得一见。此次也是因为上海博物馆新馆开馆，它才被请出来“镇场子”。

作为目前现存唯一见证秦朝“商鞅变法”的重要实物资料，商鞅方升曾与大名鼎鼎的秦始皇画像、兵马俑一起出现在了中学历史课本上。

它是中国度量衡史的标志性器物，是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也是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要了解“商鞅方升”的故事，我们不妨先从度量衡的历史讲起。

从“布指知寸”到“统一度量衡”

我国最初的度量衡单位，取自人身，《说文解字》中道：“寸、尺、咫、寻、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体为法”。

在《孔子家语》里，曾有“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的记载：中指节上的横纹间的距离叫作一寸，大拇指和食指指尖之间的距离为一尺，两臂伸展后的长度叫一寻，都是长度的基本单位。

布手知尺、掬手成升、迈步定亩……但每个人的身高、臂长、手指长度并不一样，如此测量，并无一个统一标准。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具被当作了衡量用的器具。

比如，《考工记》里写到：“食一豆肉，喝一豆酒，中人之食也”。

豆，就是一种盛食器，专门用来盛放腌菜和肉酱等调味品，偶尔也盛饭食，放在当时看成是粗略的计量单位。

错金夔纹豆（战国时期）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据《左传》记载，当时齐国有四种计量单位，分别是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

豆列首位，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一直大到釜，釜的十倍才是钟。

在上海博物馆，你或许有机会见到“陈纯釜”和“左关钅和（‘钅和’为一古字，容器之意）”，它和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子禾子釜”，并称为“陈氏三量”。

它们的出现证明，齐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便于测量的容量器皿。

陈纯釜（战国时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左关钅和（战国时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在战国时期，几乎各个大的诸侯国都有一套自己的量制标准，除了国君颁布的“公量”外，不少卿大夫、老氏族还设有“家量”。

据古代计量史专家丘光明考证，单单在战国时期涉及到的容量单位就有20多种，如匊、升、溢、豆、区、盆、斗、觳、釜、斛、桶、鬴、庾、薮、钟、秉、筥、稯、秅、鼓等。

其中，“升”是较为通行的容量单位，但不同国家对“多少升”也有不一样的说法。比如各国的容量有二、四、五、十、十六等进位的区分，十分复杂。

复杂的量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物品交换。

有网友举了个例子：“你在上海买了一升米可以吃一天，但到了青海，一升米只能吃半天，到了广东又发现一升米根本吃不完。后来发现，上海的一升，是青海的两升，是广东的半升。”

藏于咸阳博物院的安邑下官钟曾辗转经过魏、韩、秦三个国家，在它身上先后可以看到不同的记容铭文，表示战国时期各国不同的容量标准。

秦统一六国后，对其进行重新测量和加刻，在安邑下官钟的口沿处刻有秦国的当时标注“十三斗一升”，放到现在，容量为26400毫升。

安邑下官钟（战国时期）现藏于咸阳博物院

两组跨越百年的铭文

那么也有人要问了，秦国的一升，等于现在的多少毫升呢？

来，让我们算算。

一斗等于十升，以“十三斗一升”的安邑下官钟为例，秦国的一升约等于现在的202毫升。

这也就是“商鞅方升”的容积。

“商鞅方升”又名“商鞅量”，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8厘米，深2.32厘米，重0.7公斤。是目前为止商鞅变法唯一的实物例证，也是当时商鞅亲自督造的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

除了一侧的中空柄外，“商鞅方升”其余三测及底面皆刻有铭文。

在器侧及器柄的对边，交代了方升的制造者、时代以及器物的用途及容积：十八年，齐䢦（率）卿大夫（合文）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

意思是，秦孝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44年），正值齐国卿大夫使团到访，大良造商鞅监铸了这件量器。该方升的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即一升的容量）。

小小的方升成为了秦国的“传国之宝”，一直沿用到秦始皇时期。

在器底，则有一段相差了123年的铭文，交代了方升的重要性：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意思是，秦王政26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人民安定。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至全国，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并将此诏加刻于方升。

商鞅方升底面

两组跨越百年的铭文背后，则是秦朝实现“一升量天下”，统一全国度量衡的历史。

作为商品交换、农业赋税的标准计量参照物，方升被发放到全国各地，官吏们拿着它到各地检查，方升的误差为0.05升，如果有人超过误差便要处罚。

作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采用科学方法的量器，商鞅方升的出现实现了当时测量的精准、公平，规范了贸易的行为，但它的意义却远远不止于此。

在《国家宝藏》的节目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向曾将“商鞅方升”称作他心中的“计量圣物”：“要说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为什么能够从未间断过？这跟我们很早就统一了度量衡有密切的关系。”

无规矩不成方圆

统一的度量衡，带来了更加规范和系统化的贸易活动。

度量衡的统一，不仅换来了经济生产的稳定、商品交换的通畅，还保证了国家政令的畅通和思想文化的稳定传承。

在不少“度量衡”的文物中，都印有秦始皇的诏书，为了迅速改变各国混乱的度量衡单位和量值，秦始皇以命为“制”，以令为“诏”，向全国发布统一度量衡诏书。

比如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件“两诏椭升”，外壁一侧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四行，另一侧刻秦二世诏书七行，二世诏强调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继续推行之。

两诏椭升（秦代）藏于上海博物馆

为什么是两诏？

为了保证政策的顺利贯彻，秦代曾两次发布统一诏书。除了秦始皇发布的统一诏书外，延续始皇政策的秦二世继位后，继续在全国统一度量衡，再次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足见其对“统一度量衡”的重视。

除了颁发诏书之外，在春分和秋分时节，中央还会对各地使用的度量衡器进行统一的检校，对不合格者进行严厉惩处，看看你有没有“缺斤少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