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最重视忠诚，魏徵多次易主为何还能成为忠臣良相？

魏徵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提到他，所有人都会想到著名的“贞观之治”，想到他与李世民之间君臣知遇的佳话。然而，我们若进一步审视魏徵其人，就会发现原来在进谏之外，他还是一个难得的“多面手”。

一、做“良臣”不做“忠臣”

“忠诚”是封建时代评价官员的一个重要道德标准，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贰臣”往往是要受人鄙夷的。然而魏徵事二主却仍为名臣，甚至死后得到了“文贞”的谥号，“忠”与“贰”是怎样在魏徵身上实现统一的？

魏徵出身于山东（指崤山以东，下同）一户普通贫寒的家庭，早年参加瓦岗起义，跟随李密却未得重用，降唐之后他又以太子洗马之职辅佐太子李建成，甚得礼遇。魏徵意识到李世民对李建成的储位构成严重威胁，便劝李建成“早为之所”，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李建成采纳。后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他质问魏徵：“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徵却不卑不亢地回答：“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有意招徕东宫旧臣中的有识之士，但这些人在贞观朝廷未免尴尬，魏徵却直白又巧妙地化解了尴尬。他并不否认自己曾对李建成尽忠尽职，他鲜明地展露自己的态度：为人臣、在其位、谋其事。其中暗含的一层意思是，玄武门之事乃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非简单的兄弟不睦，既然李建成在斗争中失败身死，那么我一样可以以我的才智为你所用。

玄武门之变

关于忠臣，魏徵颇有自己的一番议论。他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这样“不做忠臣”的论调是极标新立异的。他解释说：“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在他的这套理论里，臣子之所以成为良臣，是因为受到君主的善待和重用，这说明君主英明睿智，君臣相得益彰，所以国祚可以传至万世。而忠臣，就像龙逢、比干，身死名灭，是因为君主昏庸，这样君臣不睦，国家必受灾殃。

李世民不计前嫌重用自己，所谓魏征要努力做一个“良臣”，让李世民成为“明君”。这样的一种倾向与魏徵耿直的性格结合，主要就在进谏上表现出来。虽然魏徵自言不做忠臣，但李世民依然多次以“忠”来褒奖他，如称赞他“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自从李世民为魏徵定下忠臣的调子，此后对魏徵的评价也多沿着这条主线，把魏徵的进谏与忠诚联系在一起，比如独孤及赞美他“爱君忘身近贞”，《旧唐书》称他“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就这样，曾经事二主的谏臣魏徵不仅成为了良臣，也成为了千古忠臣。

二、山东人也能做宰相

隋唐时期，中国北方存在着严重的东西隔阂，根源在于北周与北齐的对立，隋唐王室俱出自北周，因此往往对山东的北齐故地人士存在偏见。陈寅恪曾经提出著名的“关陇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说，认为北周、隋、唐三代的政权都控制在一个来自关陇地区、通过婚姻紧密联系的军事贵族集团手中。

然而，政权由某一个小团体所垄断，必然会导致决策的正确性受到影响，因此，除了集团内的长孙无忌等人之外，李世民还积极招揽山东、江南等地的各类人才，吸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以裨补缺漏。而魏徵就是山东集团的重要代表。

李世民

魏徵出自山东，始终密切关注着山东局势，他在李建成麾下时，就主张李建成讨伐山东地区的刘黑闼，一来增加自己的功绩以捍卫太子地位，二来结交山东豪杰，为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做准备。李建成听取了魏徵的建议，最终得以平定山东。

正因如此，玄武门事变之后，山东地区依然有李建成的势力，于是李世民封魏徵为钜鹿县男，派遣他去安抚河北，并授以便宜行事之权。魏徵在磁州遇到了押解原李建成麾下李志安、李思行往长安去的囚车，他表示“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赦免、释放了二人，李世民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在魏徵的努力之下，山东地区的形势很快安定下来，从而筑牢了“贞观之治”的基础。

魏徵

贞观七年，魏徵为侍中（侍中为正三品，是三省之一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有议政决策之权，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以山东寒士的身份正式成为宰相。除了总领门下事务，李世民还派魏徵处理尚书省积压未决的诉讼案，魏徵虽然不熟悉法律事务，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最后众人“无不悦服”，展现出了出色的行政能力。

李世民晚年为立储问题而苦恼，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针对储位的明争暗斗成了他的心病。当时李承乾“不修德业”，而李泰声望日高，为了维护太子，李世民以魏徵为太子太师，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魏徵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于是推辞，李世民则援引汉朝“商山四皓”的典故，并说“知公疾病，可卧护之”。魏徵并非关陇集团出身，也不是太宗旧部，却得如此信任倚重。可惜的是，魏徵去世后不久，李承乾就因谋反被废，死于黔州。

李承乾

三、被“遗忘”的文史才能

魏徵以劝谏而名垂青史，他政治上的功绩掩盖了文史上的才华。贞观三年，魏徵任秘书监，这是掌管国家藏书与编校的官员，古时帝王好标榜“文治”，对书籍的整理和编撰往往都寄托着政治深意。魏徵与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共同编订《群书治要》，博采典籍，这乃是一部讲政治戒鉴的煌煌巨著。魏徵因“丧乱之后，典章纷杂”，遂奏请校定四部图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此外，魏徵还总领《周书》《梁书》《陈书》《齐书》与《隋书》五部官修正史的编撰，“多所损益，荐在简正”，并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在中国古代官修正史即“二十四史”中，经魏徵总管修撰的就占了五部，可见魏徵不愧于时人对他“良史之材”的称赞。

自南朝齐梁以来，宫体诗大盛，文学出现了追求绮靡华丽的风潮。陈叔宝、隋炀帝都是写作宫体诗的好手，因此在唐王朝统一之后，很多人就自然地把他们的文学爱好和政治失败联系起来，认为文学音乐都是导致亡国的祸端。

而李世民坚决反对文风决定政治兴衰的论调，魏徵也认为“乐在人和，不在音调”，政之兴废在人心而不在艺术。魏徵主张革除齐梁以来浮靡淫丽的文风，融合江左的清丽之美与河朔的贞刚之气，使文学做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这显然是一种先进的文学观：既坚持了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不使之沦为纯粹的政教工具；又要求文学的思想、格调健康，符合所谓雅正的标准。唐代的文学革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没有在太宗朝完成，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样一种“尽善尽美”标准的确立，为之后唐诗艺术的极度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魏徵有作品传世，除了一些用于国家祭祀的乐章，也有抒情言志的诗歌和大量文采斐然的奏章，他的文学创作践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可见其革除齐梁之弊的主观努力。

魏徵的谥号“文贞”是当时是顶级的美谥。古代臣子凡得谥“文”者，往往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如韩愈、欧阳修、司马光等，魏徵出色的文史才能由此可见一斑，只不过，人们往往过于关注他的谏诤，反而把这一方面遗忘了。

四、破灭的明君良臣神话？

贞观十七年，魏徵去世。李世民非常悲痛，他追赠魏徵司空，亲临恸哭，亲自为他撰写并书写碑文，命令长安百官都要参加魏徵的葬礼，并让太子李承乾举哀，晋王李治致祭，可谓极尽哀荣。李世民让魏徵陪葬昭陵，亲自登上城楼目送魏徵的灵柩出城，还为此写了一首《望送魏徵葬》，诗的结尾说“无复昔时人，芳春谁共遣”。

唐太宗昭陵

在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让阎立本绘制功臣图像，是为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徵名列第四。画成之后，李世民常去怀旧赋诗。

然而，不久之后，李承乾谋反，曾被魏徵举荐有宰相之材的侯君集附逆，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徵在世时结党营私。另外，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希望他可以记录下自己的言行，这种行为被时人视为显己之贤而扬君之过，李世民得知后更加不满。于是他下令推倒魏徵的墓碑，又取消了自己的爱女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至此，昔日“明君良臣”的神话似乎已经破灭。

晚年的李世民好大喜功，日益懈怠，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丽，虽然取得胜利却损失惨重。班师之后，李世民想起往日魏徵对自己的谏诤，怅然感慨魏徵若在，必不使自己有此行。到这时，李世民终于与魏徵和解，他召来魏徵的家人加以赏赐慰劳，派人以少牢祭奠魏徵，并且重新立起墓碑。

昔日的模范君臣终于还是有了一个体面的结局。今天，昭陵仍有魏徵之墓，乃是所有陪葬墓中离帝陵最近的一座，墓碑上是罕见的蟠桃纹，似有特殊恩宠之意。然而石碑上已无字迹，据推测，李世民下诏推倒魏徵墓碑时，因为碑上有御笔碑文，很可能要先磨去字迹，后来墓碑被重新树立，而这份碑文却无法恢复了。

文史君说

魏徵是贞观名臣，唐太宗本人也高度认可他对于贞观之治的重要贡献，他的谏官形象早已超越时代，持续影响着后世。在谏诤的光环之下。魏徵还表现出卓越的文史才能。至于李世民与魏徵之间的君臣关系，尤其是魏徵死后李世民的反复总是令人感慨：专制君主的喜恶极有力地影响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另一方面，成败功过又往往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留与后人评说。今天我们予以重新审视时必须承认，这对君臣身上展现出的开放包容、英雄不问出身的精神气质，无疑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