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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素有“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校”之称的蓝翔技校,发生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
学校以“打扫卫生”的名义,率领百余名学生前往河南商丘某小区打群架。
学生们凌晨4点坐大巴颠簸了8小时,抵达现场后才得知,此行的目的是帮校长争夺离婚财产,而“报酬”不过是一人2个馒头、1包榨菜和1瓶矿泉水。
开打之前,老师甚至威胁:“谁也不准跑,谁跑就开除谁”。
这种事在普通学校绝无可能发生,但对职业学校来说,它只是乱象中的冰山一角。
据教育部统计,我国有1.12万所中高职业学校,在校生近3000万人。
将近一半的年轻人,被挤下中、高考的“独木桥”,进入职校后便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
他们面临怎样的困境?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正辉是个“农二代”,进入职校后,他头一回体验到被鄙视是什么感觉。
县里有两所还不错的高中,但正辉都没有资格入学,无奈之下只得选择另一条路。
“职业教育”四个字,像孙悟空的紧箍咒,无论走到哪,都让他觉得矮人一截。
在职高读了一年后,正辉明白了,外界的偏见并非没有道理。
上学的第一天,他就受到了来自高年级的恐吓:“你给我小心一点!”
学校里有不少是一些成绩不好、综合素质差的“问题学生”,没有半点学习氛围。
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自己的,学生们在下面睡觉、聊天、嗑瓜子......还有的把镜子摆在课桌上化起了妆。
只要闹得不过分,老师都一概视而不见。
某职校副校长曾坦言,对很多学校来说,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别出事”,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如何,就业质量怎样,没人会去真正考核。
隔三岔五,学校里就有人被开除。
有的是因为打群架,有的是因为打老师,还有的是因为怀孕生子——在这里,女生怀孕并不少见,很多女孩子就这么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没人关心他们,也没人在乎他们。
正辉记得,自己被欺负以后曾向老师寻求帮助,老师却告诉他,随波逐流就好了。
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待久了,人很容易变得麻木。这些学生先是被家长、老师抛弃,最终又彻底被自己抛弃。
阿峰在深圳长大,就读于一所民办初中。那里的同学和他一样,都是外来务工者的子女。
学校的初三年级共90人,只有20人在中考班。那年6月,不出所料,参加中考的同学全军覆没。
阿峰考了233分,才刚到满分的一半。但就算考过了分数线,由于没有深圳户籍,他也没资格上当地的公立高中。
后来,父亲说给阿峰在韶关联系了一所普通高中,阿峰就去了。结果到那才发现上了当,其实父亲给他报的是职校,学汽车维修专业。
阿峰恨父亲,他想留在深圳,却被“骗”来了这里,从此便拒绝与父亲往来,学费和生活费全靠自己逃课打零工去挣。
阿峰更是恨透了职校,他对所学的专业没有半点兴趣,同学普遍都逃课、打架、抽烟,在那种环境下很难不被影响,渐渐地他也开始跟着混日子。
从职校生的身上,可以看到许多社会问题的缩影。
他们背后隐藏的,是数不清的下岗家庭、农民工家庭、单亲家庭、贫困家庭、暴力家庭以及父母忙于生计而教育缺失的家庭。
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充满了无助、迷茫和痛苦,进入学校后又无人引导,更容易走入歧途。
高考结束那天,正辉回头望着那些同学,在心里狠狠说了句: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
顶岗实习,是职校生要跨过的另一道坎。
刚满18岁时,俊华被职校送进了一所电子厂实习。
这是拿到毕业证的必要条件。
原本学计算机专业的他,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负责将零件插到电路板上。就这一个动作,重复,重复,再重复。
工厂里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工位那么大,俊华甚至都不清楚最终生产出的成品是什么。
才过了两天,俊华手上就磨出了血泡。但他没法停下来,如同机器上的齿轮,只能不停向前翻滚。
厂里老员工很少,多数都是实习生和临时工。每天加班习以为常,明面上工厂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还要再加2小时的班,没人提出异议。
像俊华这样的中职生,出路有三条:参加对口高考、直升本校大专或直接毕业。
俊华打算参加高考,等5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就只剩不到半年的复习时间了。厂里也有已经考上大专的,因为缺实习而拿不到中专学历,只得听从学校安排来工厂再耗5个月。
尽管教育部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无论是在专业对口、工作时长还是薪资方面,职校生的实习状况都与规定相去甚远。
由此诞生了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悲剧。
余超就是其中之一。
他原本是湖北某职校计算机专业二年级学生,2021年6月11日,学校安排该专业90余名学生前往深圳实习。
工作内容是在一家工厂搬箱子,跟所学专业没有半点关联。
箱子很重,一个大概有20多斤,学生们就像是没有思想的蚂蚁,每天在两点之间来来回回搬运十几个小时。
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到了夜班,并且不允许请假。
余超就在夜班组,从晚7点上到早7点。很快,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在跟父亲通话时,余超曾抱怨,自己上班太累,白天总是因为睡着而错过午饭,最近时常觉得胃疼。
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请了3次假,却通通被厂里的班组长记为旷工。
6月23日,余超在搬箱子时撞破了头,眼镜也摔坏了。班组长过来简单处理了一番,就要求他继续上班。
第二天上夜班前,余超自觉无法工作,便经班组长同意后写了请假条。谁知,转头他又被登记了第四次旷工。
6月25日,学校班主任打来电话指责余超。尽管他做出了解释,班主任仍严厉警告“如有下次,坚决开除”,并两次在班级群里发布通报批评。
就在第二条通报发出15分钟后,年仅17岁的余超从工厂宿舍楼6层阳台跳下,当天中午被宣布死亡。
职校实习乱象丛生,专业不对口、工时过长、克扣工资、工作内容枯燥单一、工作环境差......强制实习、违规实习屡禁不绝。
学生之间,流传着一些故事,学校与企业暗中交易、人头费、工资抽成等等黑幕被描述得绘声绘色。
这种事情确实存在,有个别院校将学生实习当作一门“生意”。
不少企业会找第三方机构,通过劳务派遣、外包等形式找职校生顶岗实习,中介公司为了盈利,根本不会管专业是否对口、工作时长和薪资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就把学生派去赚中介费。
最后,企业获得了廉价劳力,中介挣到了钱,学校完成实习指标,而学生的权益却得不到任何保障。
也有人想要摆脱命运的桎梏,在后浪的年纪奋力奔涌。
李静扭转自己人生的方式是考专升本。
从高职毕业后,她在网上找了份文员实习,薪资写着6千到8千元。谁知被顺利录用后,公司却安排她到流水线上去做普工。
李静当即就决定走人,她问旁边一个看着像维修工的中年人,要怎么办手续,对方却反问他为什么要离职。
“这个岗位与我的预期不符。”
“明天来人力部门报到吧,我们员工关系岗需要你这样的人。”
没想到那个“维修工”竟是人力部门负责人,李静就这么误打误撞做起了人力资源工作。
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还得站在台上面对一两百人发言。李静头一回找到了兴趣所在,她发现自己不但不怯场,还很擅长和人沟通。
考专升本时,李静果断选择了人力资源专业。
两年之后,全专业300多名学生中,只有60多人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李静便是其中之一。
可即使拿到了本科文凭,对“职校生”的偏见仍如影随形。
由于非统招学历,李静吃了不少闭门羹。去面试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时,面试官直言她“背景不行”。
最后,李静去了校办的后勤公司。“学历并不代表能力。”她想要证明自己,在工作中更是付出十二分的努力。
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才干了一年,李静就被安排去北京独立带项目。但她并未就此止步,眼前的路越走越宽阔。
当看到现在所在的公司招人时,李静毫不犹豫地投了简历。这家公司对应聘者要求非常高,她已经做好了被刷掉的心理准备,但最起码,自己为这个目标努力过。
接到面试电话的那一刻,李静在心里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前两轮面试都比较顺利,可到了终面时,CEO很犹豫:一是觉得李静学历不好,二是认为她太年轻、经验不够。
最后,CEO不经意问了句:“你觉得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独立,有温度,会思考。”就是这句话,让李静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这并非是为了面试而准备的漂亮话术,它正是李静一直以来的座右铭。
与李静不同,小潘改变命运的方式,是沿着职校之路闯出了一番广阔天地。
中专毕业后,在父亲的极力劝说下,小潘进了北京某职校学习厨艺。但他对此一直心生抗拒,“菜做得再好,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厨子而已。”
学校的日子很苦。第一年打基础,不是切菜,就是磨刀,手上经常起泡;第二年学炒菜,浑身上下都是油烟味儿。
学业刚过半,不少同学听说实习工资低,上班一天要十几个小时,都纷纷退学了。小潘也时时萌生退意,可父亲总是劝他再坚持坚持。
转机出现在第三年。在这一次北京中职烹饪大赛上,小潘拿到了金奖。“原来厨师同样也可以大有作为。”这次获奖,如同一针强心剂,为他指明了方向。
毕业后,小潘被分配到一家四星级酒店做帮厨,每天重复着切菜洗菜的工作。
但每隔半年,他都会被换到离厨师更近的位置。
有天,酒店有两个出国外派厨师的工作机会,小潘去尝试应聘,但没有被选上。从那以后,他每天下班就开始从零基础学习英文,并时常留意国外的工作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小潘真的等来了机会,经人介绍,他去了马尔代夫做厨工。虽然职位不高,薪资也不多,但他从未想过要放弃。
因为肯吃苦、肯坚持,小潘先后获得了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几国星级酒店的工作机会。在病毒肆虐的时期,他自愿降薪、转岗,即便酒店生意惨淡也没有将他辞退。
待生意回暖时,小潘逐渐有了客户口碑,被升级为亚洲餐厅厨师长,薪资是国内同水准厨师的两倍。
“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是值得的。”过去吃过的苦,终于照亮了他未来的路。
废物、差生、坏孩子、没前途......
社会偏见毫不留情地将这些负面标签抛给了职校生,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些年轻人所知甚少。
他们,成为了鲜少被谈论的失语群体。
2021年《教育家》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70% 的被调查者认为,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最大困难是“社会认可度”。
即便国家一再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但在多数人心目中,上高中、考大学才是正规的升学途径,读职校则是“浪费钱”“混日子”甚至“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一项针对职校生心理状况的调查显示,有64.22%的职校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家公益机构邀请了9名职校生,将他们的真实成长经历编排成了戏剧《影子》。该剧将职校生的伤痛转为艺术化的表达,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和触动。
一位女孩从舞台一侧慢慢走到中央,然后猛地跑向前方,“砰”地一声重重地倒在台上。身体带来的痛感与被霸凌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有人把她关进浴室,有人往她床上扔垃圾。”
另一位女孩拿着手机,念起备忘录里的诗:
“所有一切都掉落下来/我的头发总是在掉/我的眼泪总是在掉/我的嘴角总是在掉/我能拿起来的,我能提起来的,不能再多了......”
一位男生独白:
“我是不想去读职校的,就像两条河流,一条通向大海,一条流向污水厂。你愿意当哪条河流里的水滴呢?”
戏剧接近尾声时,男生突然走向观众席里的一位中年男士:“你会去读职校吗?愿意当一名工人吗?”
对方被问得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回答:“不愿意。”
对于这些演员来说,这场戏剧也是他们学会接纳自我、拥抱自己的过程。来自观众温暖的肯定,也给了他们莫大的勇气。
有位职校毕业的女孩连看了两场表演,在结束后激动地说:“在场的所有同学,读职校也很棒。”
她曾受到无数打击和冷落,毕业后不停换工作想证明自己,后来她悟到,自己本来就个很不错的人。
台上一个演员被夸“弹吉他很有气质”,因为这句话,男孩回家哭了20分钟。他说他很少被夸赞,总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赞美”。
戏剧《影子》剧照
理解,是破除偏见的开始。
只有理解了他们的成长脉络和处境,才有可能打破社会偏见,给予更多的包容和耐心。
他们,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曾几何时,职业教育是一条“断头路”,想读本科就得先考大专、再专升本。2022年,新职业教育法通过,职业本科院校应运而生,意味着职校生可以直接考本科了。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变,如今高级技工缺口近千万。
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不到30%,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相差了60%之多。
产业升级,需要以有效的技能养成为基础,职业教育就是当中的重要一环。
唯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而高技能人才又能为传统制造业升级注入活力,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的改善,如此才能形成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调实践和技能训练,改变“课本上开机器”的现象。
另一方面,应打破学历导向局面,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尊重每一个劳动者,并且要建立全面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体系,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待遇。
在98年修订版《新华字典》中,有关冒号用法有这样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的确如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职校曾有过一段十分辉煌的存在。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职校想要让人重拾信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改变也许很漫长,但只要职校寄托了一大群人的希望,那么改变终将会到来。
-END-
参考资料:
1.南风窗|《职校生的痛,真不是卖惨》
2.看客|《职校生的痛,上过流水线才知道》
3.三联生活周刊|《中国2600万职校生困境:被挤下“独木桥”后》
4.南风窗|《我们的命运哪里还能改变?——一个“农二代”职校毕业生的来信》
5.腾讯公益|《被“嫌弃”的职校生,后来都怎样了》
6.新京报|《一场撕掉“职校生”标签的表演》
作者:鹿野
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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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05-02 15: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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