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怀念故国写下一首哀婉动人的词，艺术成就亘古绝今

这首词“柔靡”的风格与词人真实的个人情感，完全符合悲剧审美的需求，于是自然生发出了一股绵延千年，催人泪下的情绪感染力，打造出了一首艺术成就亘古绝今的亡国悲歌。

清代诗人赵翼作《题遗山诗》，末联提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诗人以“亡国之痛”为主题进行创作时，由于主题本身强大的感染力，会让一些不太合乎规范的作品，也达到及格线以上的水准。

如此说来，亡国词应该是所有诗词里最好写，并且最容易取得成就的一种。不过在如今，当我们提到“亡国词”时，能想出来的作家却不多。

假如你上街随机采访路人，问他们知道什么古代的“亡国词”，估计有超过九成的国人只会想起一个作者和一首词，那就是——李煜和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剩下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多想起一首杜甫的《春望》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假设你再进一步，非要路人在这几人中分出高下。

那么对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因为“杜甫、文天祥写的又不是词”。同样是写“亡国”，为什么大家一想到这类作品，首先想到的不是诗而是词呢？

一、亡国词为何优于亡国诗？

其实中国历史上写“亡国诗”写得出彩的人，不计其数。与李煜同时代的花蕊夫人就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述亡国诗》，其文如下：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不过这首诗述说的只是花蕊夫人作为后宫女人在“亡国”问题上的无辜，受限于文体和诗歌的长度，花蕊夫人并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自己，或者是国家沦亡后悲惨遭遇的细节。

清代钱谦益在得知南明桂王遇害之时，也写了一首亡国诗《后秋兴之十三其二》，其文如下：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这首诗可以说把明人的亡国之情写到了极致，开篇用大白话说出一个清晰明了的事实——明亡之后，再也没有中华了！

国家丧失了领土，还不算最悲惨的事，更惨的是，明朝的遗民们在这个时候，就算是想学习屈原“葬身于鱼腹”都不可能了。

因为清军不光已经占领了明朝的陆地，他们现在连明朝的海域也全部占领了。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时不时派军队开着船在大海里抢劫！

那时候的明人是多么地绝望啊，望遍关隘与河流，再也看不到汉家旗帜，大明王朝就这么沦亡了。本来还寄希望于南明小朝廷，可是现在桂王也被杀了。

这下子仿佛就连“月宫”都被清军占领了一样，嫦娥也没有家了，她只能独伶伶地坐在月轮上哭“桂花”。词中明朝的遗民，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钱谦益这首“亡国诗”里面的伤感情绪表达，也算是突破了他个人创作的极限了，但是它在民间的传颂度，且不要说不如李煜的亡国词，就连普通人写的“亡国词”也不如。

比如南宋朱墩儒有一首《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又如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两首词在许多人心里，感染力就非常强。对比前面的诗词作品我们会发现，原来词是“不讲道理”的。

词淡化了“家国大义”，没有明显的“士大夫忠君思想”的介入。创作的内容从生活的细节和个人情感入手，更能引起底层百姓的共鸣。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也是从个人的身世出发，让“山河破碎风飘絮”与“身世浮沉雨打萍”结合到一起，才得到了最强的悲剧感染力。

二、李煜亘古绝今的亡国词

前面提到的这些亡国诗词，都是非常出彩的作品了，可是为什么不能战胜李煜的作品呢？有人认为，他们主要还是输在了“身份”上。

一个国家灭亡了，最伤心的人究竟是谁？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忠臣、良将，以及皇族，但并不一定包括这个国家的全体子民。

所以亡国之痛，也许最应该由亡国之君自己来书写。不过北宋徽宗在国破之时，逃亡途中也写过一首亡国词，《临江仙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这首词只是写出了宋徽宗在逃亡中那种惶恐的心态，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能打动人的悲剧细节，所以影响力还不如前面提到的所有作品。

可见李煜在“亡国词”上之所以影响力巨大，除了得了个“身份”的便宜之外，也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的确达到了极致，让后人根本无法超越。

身为南唐君主，李煜在创作亡国词的时候，几乎全部是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出发”。他填词悼念逝去的“春花秋月”、“江河流水”，全部是在为自己的身世发出哀叹。

李煜偶尔填词感叹一句“三千里地山河”与“玉树琼楼”的沦亡，还是觉得更对不起的是当初分别时为他演奏《别离歌》的宫娥，宫娥在这里完全可以理解为他与他亲近的朋友和家人。

简而言之，在李煜的词中，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家、民族的概念。他一直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在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但是非常矛盾的是，李煜本身的确就是一个君主。于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他吟诵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与国家悲剧融为一体了。

于是，“无家国情怀”的人会被李煜词中的个人悲剧打动；“有家国情怀”的人会被他亡国的悲剧打动；二者皆有的人，会被他词中的“双重悲剧”打动。

所以李煜的“亡国词”，就拥有了最广泛的受众。因此从创作的主体上来讲，他这样一位词人的出现，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身份”带来的影响，李煜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赤子之心”。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李煜比别人优胜的地方更在于他性格上的短处，即“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因为在皇宫里长大，从小被人呵护着、宠溺着，亡国之前他没有吃过什么苦头。所以“一旦沦为臣虏”，他性格中的“怯弱”与“逃避”就显现出来了。

一般人有这两种性格的也不少，但是绝大多数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并不能表达自己的“真性情”。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曾国藩，他在《曾国藩家书》里面完全是一个道德圣人的形象，可是当我们读他给皇帝的奏疏时，却能看到他残酷嗜杀的另一面。

又比如大汉奸汪清卫，他能写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诗句，最后却走向了他人生理想的反面。

据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一个人的文学“审美”追求与他本身的性格，可能是相反的。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理想中的人格”。

那么，人为什么要追求自己身上没有的品格呢？这是由于世人都有上进心，想往上走，当上人上，甚至是圣人。至于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管做不做得到，他都会把自己的“理想型”留在作品里。可是李煜却不一样，因为他一出生就是人上人。

李煜既不想往上走，也不想当圣人与佛祖，他写词只是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郁结与感情。在生死关头，他自然抒发的情感，并不害怕将性格的弱点暴露出来。

然而艺术之所以可贵，就在于“真实”。于是不仅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更是“诗家不幸”读诗者幸。我们的诗词爱好者，就因此看到了这一批最好的亡国词。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讲的话，李煜“亡国词”中最好的一首，那就不应该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了，而应该他春夜思念故国，写下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结语

这首《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里面的李煜，是一个逃避现实的悲剧人物。他在春夏之交的深夜思念故国，到了凌晨时分依旧窝在被子里面不愿意起身，只因为想要一直做“梦中人”。

李煜想回到过去钟鸣鼎食的生活中去，他恐惧看到故国“三千里江山”易主的现实。这种性格的人在现实中是不讨喜的，所以也难怪毛主席会批评他这首词写得“风格柔靡”。

不过事实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那是因为——“艺术是不讲道理”的。

这首词“柔靡”的风格与词人真实的个人情感，完全符合悲剧审美的需求，于是自然生发出了一股绵延千年，催人泪下的情绪感染力，打造出了一首艺术成就亘古绝今的亡国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