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钦点状元王杰题枣林张《张氏祭田义田记》碑

本文转自：衡水日报

景县发现清代慈善扶助新文物——

乾隆钦点状元王杰题枣林张《张氏祭田义田记》碑

张海燕

近期，“景州枣林张”后裔循线索寻到一块乾隆二十六年钦点状元王杰题撰的《张氏祭田义田记》功德石碑。

该石碑呈横放款制，横宽103厘米，高39厘米，厚15厘米。功德碑刻字采用册页格式，在横向的石碑面上分成六个册页面竖向镌刻文字，每页之间有双道竖线分隔，每页刻字五列，每列十二个字，第六页是镌刻师傅留名页，仅有“旌德李良玉镌”六个字，总计298字。碑石专家称，册页式镌刻便于拓片后直接做成册页。

功德碑全文如下：“张氏祭田义田记：广川张氏，世居枣林村，以敦厚为家风。世既久而族益繁，世久则追远，宜诚洁蠲之资虑其弗备；族繁则贫富难齐，尺布斗粟虑不易给。夫水源木本之思，人所同具，顾绌于力者心不克慊；而力有余者又或漠不为念，此敬宗收族之谊为鲜觏也。张氏之先创家祠、缮族谱、葺义塾、均粟米蔚有成规。后嗣名殿甲者益敦古处，于是出己之所有公诸族人，立祭田八百亩以供祀事；立义田三百余亩以赡困穷，其宅心为加厚矣。尝以其所定规条求记于余，余惟朱子家礼，士大夫家居首立祠堂必取见田若干亩为祭田，宗子主之；范文正公立义田于姑苏，规制详备，炳焕今古。殿甲其闻昔贤之风而知所兴起者乎！张氏宗人庶几善守成规，相引于弗替，是可为聚族而居者劝也。余嘉其义行，故为之记。乾隆五十一年孟夏韩城王杰并书。旌德李良玉镌。”

碑文中前两句“广川张氏，世居枣林村”，显然，这款祭田义田功德碑出自明清时期景州的四大望族“南张，北李，东马，西曹”之首的“南张”，即指位于景州南部枣林村的张家，世称“景州枣林张”。

而碑文中所提到的功德碑主人公“张氏后嗣名殿甲者”即是枣林张家族后裔十三世张殿甲。查起源于永乐二年的《张氏族谱》，对张殿甲的记载如下：12世为栴长子，嗣12世为㞼（为栴长兄），字硕亭，号纳堂，附贡生，捡发云南候补通判，晋升同知职衔，勅授承德郎，以子同郊官恭遇圣恩加级请封，诰封奉政大夫，以曾孙溍官议封朝议大夫。乾隆壬寅年（1782年）捐义田三百三十亩，立界勒石；乾隆乙巳年（1785年）捐祭田八百亩，呈官立案；所著有《一枝山房诗草》。

可见，张殿甲向家族捐赠义田三年后，1785年又捐献八百亩祭田，并“呈官立案”，在景州州衙作了登记和产权转移手续。状元王杰就是在捐赠祭田的第二年，1786年孟夏题这篇《张氏祭田义田记》的。按碑文中所说，张殿甲在捐赠义田和祭田的同时，还拟定了捐赠“规条”，是按前贤北宋范仲淹义田规制和南宋朱熹《朱子家礼》中祭田规制行事的。因此，这款功德碑无疑既是研究枣林张家族内部慈善扶助难得的历史文物，更是研究中国历史上义田规制和祭田规制起源难得的历史文物，历史文化价值巨大。

农耕社会，土地是产出食物使人温饱的主要财富形式。义田规制化出自北宋范仲淹，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在地方治政、守边、文学皆有成就。皇佑元年(1049年)十月，范仲淹在家乡姑苏（今苏州）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自己分文不取，而是用于设义田，建义学，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对贫穷族人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从此开创中国历史上大家族义田义庄义学的规制先河，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影响了后世其他家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扶弱共富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同朝为官的钱公辅作《义田记》记载了范公创置义田以及济贫方法，义田产出用于十三种情况，相当于制定了义田使用规条十三条；这其实就是对范仲淹所创义田规制的介绍，所以状元王杰在碑文中有“范文正公立义田于姑苏，规制详备，炳焕今古”一说。

而祭田规制化则出自南宋朱熹。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尊称为朱子，著名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便出自朱熹之口。

尤其是朱熹提出了更为完备的治家学说《朱子家礼》，系统性地论及了祠堂制度，如何摆设先人灵位，置祭田规制，祭品及拜祭方式等内容。祭田的设置是祠堂能够长久运作的经济基础，而朱熹阐述了祭田设置的规制，每龛（分支）取其二十之一，故王杰在碑文中有“首立祠堂必取见田若干亩为祭田，宗子主之”句，这就保证了祠堂活动的固定经费来源，避免祠堂宗族活动因为经费不足而兴废无常，这也是祭田被认为是宗法制度核心要素的原因。

《张氏族谱》记载了一篇《家祠会记》：“吾族家祠之会，匝月一举，代相为主，聚处言欢……至元旦、清明、中元、冬初四大节尤为盛会，牲杀器皿，靡不丰洁，长幼卑尊，跄济肃雍，瞻拜一堂。”这还是张殿甲捐赠八百亩祭田四十多年前的祠堂活动，如此隆重，说明枣林张家族早已按《朱子家礼》规制建立了祠堂祭田制度，正如王杰在碑文中介绍张殿甲捐赠之前所言“张氏之先创家祠、缮族谱、葺义塾、均粟米蔚有成规”。1785年张殿甲又捐祭田八百亩，不是小数目，可知枣林张家族以后的祠堂聚族活动更将盛况空前。

按清史，功德碑记撰写者王杰被乾隆点为状元有偶然性。乾隆二十六年，王杰以陕西会元身份赴京会试，其殿试卷以探花第三的初选排位进呈乾隆皇帝定夺。乾隆皇帝按进呈顺序看了第一和第二卷，没感觉，但当拿起第三卷时，突觉眼前一亮，被卷面书法吸引住了，只见卷面深得唐朝小楷之精髓，既有唐人“写经体”的韵致，点画之间还透着晋碑之风，笔法讲究，十分精到，尤其是撇笔和捺笔的处理上，撇笔短而小，显得含蓄内敛，而捺笔高且长，捺脚大，显得洒脱飘逸，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之势，上下笔之间既有照应，也有顾盼；再读卷面内容，也是用词严谨，一气呵成，几无缺陷。乾隆帝大喜，便把这第三卷拔为第一，由此，清朝陕西状元空白的局面被改写，王杰便成为清朝开国第一个陕西状元。

再看王杰撰写的《张氏祭田义田记》碑，透着神韵，落款日期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孟夏。这一年正月，乾隆帝赐王杰紫禁城骑马；四月，任为上书房总师傅；十二月，入直军机处。王杰的官职地位不断抬升，其社会声望也越来越高，一生六充乡试主考，六充会试总裁，四任督学，唯才是举，嘉庆皇帝亦赞曰：“为两浙之文宗，振八闽之士习；四司秋赋，盈笼参苓；五主春宫，满城桃李。”

王杰官职以及声望，均为清朝声隆极品，而义田和祭田，也是照顾宗族公共利益的义行，让王杰来题写《张氏祭田义田记》，可谓找对了人。碑文中所说张殿甲拿祭田和义田规条求记于王杰，王杰以范文正公义田规制和《朱子家礼》祭田规制欣然下笔，并以当时著名刻匠旌德李良玉镌碑留世，以示后人，可谓一段彪炳史册的义行佳话。

张殿甲义行，在《民国景县志》卷七“义行”篇第四三页也有记载：张殿甲，字硕亭，附贡，捡发云南同知，未及壮年，毅然引退，乐志田园。兄弟间推有让无，孝友素著。捐置祭田八百亩，义田三百亩，一切济人赡族，施棺木，舍冬衣。各条约禀官立案，以垂永久。建家塾，裕后昆，力敦古。处人以为有汉张长公（汉朝张良）之风。

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清代家集丛刊》第十册收录的咸丰十年《张氏诗集合编》卷六和嘉庆二年诗作《一枝山房诗草》中，可找到张殿甲所作“义田”诗和“祭田”诗，描述了张殿甲“爰推私田为公土，计亩三百无斥卤”以及“维田八百亩，用以资洁蠲”的心路历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族内部慈善扶助机制的难得样本。

再看王杰撰写的《张氏祭田义田记》书法，一笔一划，一字一句，让我们既感受到了非凡的书法气质，也感受到实行义行的先辈那种洒脱的“独其高义”范，给后人以极大的美感和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