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妮清楚，黄玲不应该是一个悲情的角色

《小巷人家》里有20年的时间跨度，闫妮要成为30岁的黄玲，也要成为50岁的黄玲，但她不觉得这是个挑战，“因为服化道和导演都对我有帮助，儿女本身也分为几个阶段嘛”，对她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接近和成为黄玲。

闫妮是西北人，黄玲是南方人，所以从一开始，闫妮就很注重对细节的把握，每天在现场，她一直观察和思考。很快，闫妮就确认，黄玲的性格应该是柔中带刚。“她的柔是不会歇斯底里地去和你说一件事，她的刚是就算离婚我也要坚守我的底线。”

在闫妮看来，黄玲这个人，不是说在爆发前一直在容忍，而是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吃饭你不让我上桌，我不掀你桌子，我可以在厨房吃，因为妈和女儿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不和你们一起我吃得更痛快，我一样能给我女儿带来温暖，让她笑得很开心。但有一天你要真的触及到我女儿，我一定要把她保护好。”

婆婆让黄玲和女儿去厨房吃饭

人物的性格底色确认了，闫妮开始寻找黄玲身上更深层的特点。她发现，想塑造好黄玲，就一定要做到精准。

比如黄玲和宋莹第一次见面那场戏，宋莹看到林栋哲在黄玲家就哭了，她说以前栋哲都是一个人。“她当时站在那哭，我加了一句词，我说那你把栋哲放到张书记家，回家是不是也哭了？她肯定哭了嘛，但是一般别人不敢和她说这话，但黄玲就敢，两个人一下就破涕为笑了，这就是黄玲精准的分寸感。”

还有庄筱婷叫宋莹“妈”的那场戏，闫妮觉得那一瞬间的表演变成了一种生理反应。“那是只能在那个场景里做出的反应，现在让我闫妮来演，我感觉我都演不出来。你说她是欣慰，不是。苦涩，也不是。就好像是你管别人叫妈了，我是不是啥都不是了？那就演了一个啥都不是出来。”

年轻时的黄玲，过得并不幸福，丈夫的软弱和愚孝，让她吃了不少苦，但她一直在琢磨，在这样的生活里，黄玲身上的喜感和幽默应该源自哪里？她想到了杨绛在《我们仨》中写的一段话：“家人之间应该以爱为纽带，满腹抱怨只会让矛盾越积越多，关系也会越搞越僵，越是对待亲人，越不应该乱发脾气。”

“像黄玲这样的人，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她不想把这些不如意带给自己的孩子。喜剧也是一种把真实的东西戳破的方式，所以很多时候黄玲会选择用一种幽默的、爱的方式去表达。”闫妮解释道。

越到后来，闫妮越觉得黄玲是一个成长空间很大的角色。在家庭中，她的角色不断变化，从不惜离婚也要和丈夫明确底线，“以卵击石”公然反对公婆，到照顾鹏飞、努力帮宋莹守住房子，再到她成为岳母、婆婆和家里的当家人，她越来越勇敢，也越来越幸福。

在工作中，黄玲被时代的浪潮击打，从最初和宋莹结伴上夜班的棉纺厂女工，到经历裁员、停薪留职、商品房买卖，她不断经历得与失。“等到最后，黄玲年纪大了，儿女也长大了后，她变得更加松弛、更加从容了，那是一种很高级的感觉。黄玲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她又超越了那个时代，她更加自由自信和宽广，不管她的生活是多么地柴米油盐，她想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满足。”

每次抓住这些瞬间的时候，闫妮都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理解黄玲了，但再过一段，她又会觉得自己不太了解这个人。“我一般拍一个戏的时候，拍到某一场我就会觉得人物上身了，后面的戏就会拍得很自如，但黄玲不是这样。离开她的那一刻，我才觉得黄玲身上有很多东西，就像是我自己的父母，我很了解她，但她身上总会有我不知道的地方。我离开黄玲，和离开我妈的感觉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