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杜波依斯：和平的前提是消灭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8月27日，是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868-1963）逝世的六十周年纪念。身为美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杜波依斯大力反对科学种族主义，并为后人勾勒出种族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此外，杜波依斯也积极投身于民权、反战和主张公民自由的社会活动。安德鲁·兰纳姆 （Andrew Lanham） 于2017年1月为 Boston Review 上撰文：“杜波依斯‘反’美之时” (When W. E. B. Du Bois Was Un-American) ，详细描绘了杜波依斯为公民自由和反战而奋斗的历史。杜波依斯反对美国政府和精英阶层对于战争的容忍和支持，以及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打压；并指出这将会是阻挠美国通向更优秀的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绊脚石。本文在描绘杜波依斯的生平同时，也揭露了美国长期亲战，以及对思想自由压制的历史。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中译略有删减。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

对于杜波依斯而言，1951年2月是极为忙碌的一个月。年满83岁的杜波依斯在他盛大的生日派对中为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筹集资金。同月，杜波依斯与左翼作家雪莉·格雷厄姆（Shirley Graham）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Baltimore Afro-American）将其誉为“年度婚礼”。而他在同期却因散发反核武器的请愿书，遭到指控和逮捕，并在联邦法院以“苏联间谍”的身份被提审。

当时的美国司法部认为，杜波依斯的请愿书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们认为这是某种政治宣传，旨在鼓励美国对抗苏联的侵略时采取和平主义态度。他们对杜波依斯进行的审判，是为了给他贴上由约瑟夫·麦卡锡（Joe McCarthy）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发明”的“反美”（un-American）的标签。事实上，杜波依斯并不是什么苏联间谍。他只是一名行使由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他的权力，来抗议核武器的美国公民。一名联邦法官在检察官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后宣布杜波依斯无罪。

然而，这场审判以及围绕它的曝光毁掉了杜波依斯的职业生涯。他只能为维持日常生计而苦苦挣扎。而这场审判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其迫害的终结。1952年，为阻止杜波依斯前往加拿大参加和平会议，美国国务院非法吊销了他的护照（同时也暗中阻止他前往那些未将他列入黑名单的、对他更为友好的国家）。1958年，美国高院恢复了那些“疑似共产主义者”群体的护照权；三年之后，杜波依斯利用他重新获得的旅行自由，前往刚刚结束殖民统治的加纳，成为了一名外籍人士。但在此期间，美国国务院拒绝更新杜波依斯的护照，这实际上取消了他的美国公民身份。此后，这位美国民权事务的标志性人物成为了加纳公民，并于1963 年在加纳去世。

60年前，杜波依斯曾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送上法庭，并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丑陋思想，包括要求基本公民权利等同于叛国；抗议国家政策意味着丧失公民身份；拥有更黑的肤色或左派观点会让人变得“不够美国”（less American）；而当时那一场无休止的全球战争为违反宪法的镇压提供了理由。83岁的杜波依斯戴着手铐的画面提醒着我们，这些想法是有后果的。尽管如此，杜波依斯本人仍然与迫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在全美各地发表演讲，热情地撰写关于审判的文章。在那十年间人们拼命试图扼杀社会正义事业，但他建立了一个小而有力的联盟，维护了社会正义事业的火种。在今天，在我们面临压迫威胁的时刻，杜波依斯的故事，以及他的民权和反战策略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教训。

杜波依斯对核武器的反对源于他那悠久的反战活动。1913年，时任有色人种协进会董事会（下称NAACP）官方杂志《危机》（The Crisis）编辑的杜波依斯曾写下一篇名为“和平”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他认为和平运动可以成为一项 “伟大的民主慈善事业”（“a great democratic philanthropy”）。但是他也表示，要做到这一点，反战运动就必须改变其灵魂。

杜波依斯认为，国际和平人士太专注于制定战争条约和法律禁令，而忽视了战争的根源。他说：“引发战争的最大、几乎也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欧洲的 ‘殖民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扩张。”如果反战人士想要阻止战争，他们就必须针对殖民地劳动和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展开斗争。这将使和平运动成为一件“对抗全球种族主义”的无与伦比的潜在武器。由于战争与殖民纷争密切相关，杜波依斯认为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可以被用来说服选民，去反对国内外的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

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杜波依斯认为造成这场冲突的根源并非欧洲内部矛盾，而是殖民纷争，尤其是对非洲殖民领土的纷争。他在1915年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的一篇名为 “战争的非洲根源”（The African Roots of War） 中将这场战争与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杜波依斯认为，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白人之所以无法和与他们相似的，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剥削的有色人种团结一致，是因为他们被种族资本主义 （Racial capitalism，一个塞德里克·罗宾逊 Cedric Robinson 后来提出的概念）所蛊惑。他们相信自己的白人身份将保证他们在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地位。此外，杜波依斯认为，白人屈服于“从殖民地掠夺过来的资源会提高西方生活水平”的承诺。因此，杜波依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 “以更大的国外战争代价来维持国内工业和平”的尝试。在这套尝试下，在弗拉芒大区开火的机关枪能阻止底特律工人的罢工。

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后，杜波依斯面临着一个困境。前线的黑人士兵经常在实施种族隔离的军队中受到欺压，而他不得不在反战和改善黑人士兵的生活条件这两件事之间取得平衡。最终，他还是选择支持这场战争。在1918年，尽管杜波依斯知道《危机》因被政府定义为具有“煽动性” 的亲民权机构而受到监视，他还是写了一篇名为 “携手合作”（Close Ranks）的社论，呼吁他的同胞们放下他们的 “特殊怨气”，为战争出力。在杜波依斯看来，通过这样的做法，非裔必然可以获得美国公民权以及其包含的所有权利。

然而，事实证明杜波依斯大错特错。战后返乡的士兵遭遇了严重的工作短缺，这导致了严重的种族和经济紧张。而战争期间许多工厂的工作岗位都是由迁往北方城市的南方黑人来填补的，这又加剧了紧张的局势。人们还普遍担心美国会爆发1917年类似俄国的起义；最终，人们在非裔美国人身上找到了忧虑的来源。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把回国的黑人士兵称作 “向美国传达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佳媒介”。在1919 年的夏季，意识形态斗争与白人对经济的不满，导致了一系列主要由白人暴徒袭击黑人所引发的血腥种族骚乱。

而黑人士兵在这个红色夏季（Red Summer）中遭到了大量针对。许多人仅仅因为在公共场合穿着军服而遭到殴打。路易斯安那州的真民主党人报（True Democrat）在1918年12月发表的一篇“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Nip It in the Bud) 的一篇社论认为：服兵役给了黑人士兵“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比实际存在的地位更高的想法”；是时候“向他们展示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不被允许的”。这无疑体现出了当时的反黑人士兵情绪。在红色夏季的第一场骚乱之后，杜波依斯在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中宣告：“我们从‘世界疯狂要求我们穿上制服的奴役’中回到了穿上公民服装的自由中……但我们仍要战斗”。但是，鉴于战争未能带来自由和公民权利，杜波依斯早先的亲战立场使他在NAACP董事会和黑人公众中失去了极大的信誉。多年之后，他的名声才得以恢复。

杜波依斯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他在1941年写道：“我活得越久，明白的越多，现在我反对任何情况下的战争，我的反对只增不减。”然而，在二战爆发后他再次不情愿地呼吁携手合作，不过这一次“毫无欢喜，合作中满是忧愁”。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大屠杀和原子恐怖之后，杜波依斯希望由新成立的联合国所维持的战后和平能够减少种族主义。1945年，他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担任NAACP美国代表团的顾问。他主张去殖民化，但联合国没有对此作出回应。1947 年，他再次尝试，向联合国发出NAACP请愿，要求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人权。领导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拒绝了杜波依斯的呼吁，并辞去了NAACP董事会的职务以示抗议。人权终究没能得到普及。

杜波依斯愤怒地表示，美国和联合国无视殖民地问题，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铺垫。他仍然相信自己在论文 “世界大战的非洲根源” 中写下的论述：“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和平，我们就必须把民主理想推广到黄种人、棕色人种和黑人中去。”杜波依斯在 1949 年和 1950 年的各种国际和平会议上都提出了这一观点；其中包括他在纽约主持的一次被中情局（CIA）打断的会议，以及他在巴黎参加的一次会议，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和50万法国公民一起游行，高呼“要和平，不要战争!”

1949年4月22日，杜波依斯在巴黎世界和平会议上讲演。

1950 年，杜波依斯被任命为和平信息中心 （Peace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PIC）的主席 ，这是一个总部设在纽约，反战和主张核不扩散的组织。和平信息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向其邮寄清单上的相关组织和人士，提供有关国际和平运动的实时信息，以促进全球合作(他们还发了给孩子们戴的贴纸)。 PIC很快就开始传递由法国共产党员，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Frédéric Joliot-Curie）发起的，呼吁禁止核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呼吁（Stockholm Appeal） 。这个呼吁得到了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托马斯·曼（Thomas Mann）、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和未来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等知名人士的支持。斯德哥尔摩呼吁在美国获得了250 万个签名，接近当时美国适龄投票人口的3%。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恩·艾奇逊 （Dean Acheson）在《纽约时报》上将这场请愿称作：“苏联虚假的 ‘和平攻势’中的宣传伎俩”。杜波依斯随后在《纽约时报》上回复：“不管我们的信仰和立场如何，我们成立PIC的唯一目的是让美国人民了解和平这一话题。”杜波依斯认为，他是以一个美国公民的身份发表自己的观点。

但美国司法部却不同意这种说法。联邦检察官根据1938 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of 1938）对他提出了指控，声称他和PIC必须被登记为外国势力的间谍，因为他们的请愿书是在另一个国家发起的。如果被定罪，杜波依斯和PIC的其他董事会成员：凯尔·埃尔金 （Kyrle Elkin）和阿博特·西蒙（Abbott Simon），以及自愿受审的前董事会成员伊丽莎白·穆斯（Elizabeth Moos）和PIC的速记员西尔维娅·索洛夫（Sylvia Soloff）将面临五年监禁和一万美元的罚款。对于八十三岁的杜波依斯来说，这无异于无期徒刑。

正如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迫使左翼人士放弃主张或转入地下一样，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让PIC噤声，并让杜波依斯名誉扫地。在公众舆论的大法庭上，指控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达到了诋毁其名声的目的；因此，检察官提出，如果杜波依斯不抗辩，检察官就会撤诉。然而，PIC的目标是宣传反战激进主义，因此杜波依斯选择不顾个人风险，在法庭上公开对抗针对他的指控。

杜波依斯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1950年，他作为美国劳工党（American Labor Party）的候选人竞选联邦参议员，以宣传他的反战观点。他向数万人发表演讲，获得了二十万张选票的瞩目成绩。在竞选期间，他发现了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在报刊、广播和电视这样的媒体上购买广告时间要花费一大笔钱。1951年，杜波依斯很清楚自己法律辩护也会是昂贵的。正义并不便宜。

杜波依斯开始筹款。他进行了两次全国巡游，从芝加哥到丹佛再到洛杉矶，向成千上万的观众发表演讲。他最大的成功是争取到了反对原子弹的工会工人、大学生和基督徒。杜波依斯告诉人们，“大企业” 及其对第三世界市场和自然资源的渴求，将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许多工会被杜波依斯的“企业的贪婪将会滋生战争”的理论所说服，并请求杜鲁门总统放弃对杜波依斯的指控。

这样的公开演讲是杜波依斯辩护战略的核心。他认为自己的案子并非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宣传问题。国务卿在媒体上抹黑了他，杜波依斯认为司法部正在与他在民权运动中的同僚举行秘密会议，将他诬陷为间谍。

于是杜波依斯决定利用宣传来对抗宣传。除了巡回演讲外，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散发请愿书，并激发了一场向法官、检察官、司法部长、国务卿和总统写信的国际运动。他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日卡片和支持信，其中不乏来自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名人的支持。

爱因斯坦本人成为了杜波依斯最富有盛名的证人。自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为《危机》写了一篇关于种族主义的短文后，他们就开始通信；而到 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们发现双方的反核观点也如出一辙。当杜波依斯遭到起诉时，爱因斯坦表示愿意“尽他所能”帮助他，并利用他的巨大名气和他来源于科学“客观性”为杜波依斯据理力争。杜波依斯也计划出庭作证，试图将证人席变成名望讲坛（bully pulpit）。

检方也有自己的明星证人：奥杰·约翰·罗格 (Oetje John Rogge)。罗格是PIC的前成员；他曾经在自家客厅主持过该组织的成立会议。当罗格在审判中作证时，他试图将杜波依斯，这位PIC的前同事描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傀儡。杜波依斯体会到了背叛的滋味。然而，法官阻止了罗格证词中的那些推测性的部分，在罗格讲述完他的故事后，法官宣布检察官未能提供任何证明PIC与苏联有联系的证据。因此，他宣告杜波依斯和他的同案被告埃尔金、西蒙和穆斯无罪。因为PIC 的速记员西尔维娅·索洛夫是一名雇员，而不是组织的政策制定者，所以她已被立即宣告无罪。

杜波依斯对自己的无罪释放松了一口气。但他相信法官的决定也是迫于压力。法官希望确保在他和爱因斯坦（尤其是后者）作证前，宣布杜波依斯的无罪释放。毕竟，审判的本意是让异议人士噤声。杜波依斯没有作证，而是选择于1952年，在一本关于他的审判的回忆录《为和平而战：我83岁生日的故事》（In Battle for Peace: The Story of My 83rd Birthday）中公开他的想法。杜波依斯在回忆录中大量引用了广告、请愿书、信件和关于他的报纸报道——这实际上是在复制他的宣传，为他的案件带来更多的曝光。这本书从理论上阐述了“如何在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时期进行抗议”，并通过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比如用生日贺卡交流）来传播异议，最终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

在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杜波依斯试图让关于美国军事、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自由公开辩论维持下去。他在《为和平而战》（In Battle for Peace）中写道，他想创建一个让人们了解和讨论地缘政治 “论坛”（forums），因为政府试图 “将美国公民的思维过程框死在美国边境的四个角落里”。到头来，他是为思想自由而战。

1951年，杜波依斯在法庭上抗争的那一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发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她在书中写道，我们可以通过政府是否剥夺其人民的公民权来“衡量”这个政府有多么极权。尽管她本人强烈反对苏联，但是阿伦特也对 “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在“认真考虑剥夺美国共产党人的公民身份”这一现象感到担忧。

1961年，在杜波依斯移居加纳后，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杜波依斯实际上成为了无国籍人士。没有什么能比“思想极权主义”，这个阿伦特提出的概念更准确地描述这一事实了。

杜波依斯在《为和平而战》中的政治理论正是针对这种思想镇压。他研究了如何传播思想，以建立拥有形形色色的支持者的联盟。这些支持者中既有“左翼支持者”，也有“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信奉和平与言论自由的保守派”。杜波依斯的联盟反对冷战的意识形态二元论。他担心美国人反对“任何合作”，并进一步要求“信仰的完全统一”。他写道，“这种态度，阻碍了民主，也阻止了进步。”相反，杜波依斯认为进步派人士必须接触任何潜在盟友，即使是那些和他们思想大相径庭的人们。从转载报纸故事和生日贺卡，到将这些信息与他的妻子雪莉·格雷厄姆的评论结合起来，杜波依斯在他的写作风格中也试图模仿建立这种政治联盟的方式。

杜波依斯开创了一个规模虽小，但却强有力的联盟，它成为了能够批评美国军事政策和呼吁国内外民权的公共空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对话取得了成果：诸如丽贝卡·斯蒂尔斯·泰勒（Rebecca Stiles Taylor）等黑人活动家开始呼吁女权主义视角的反核运动；爱因斯坦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发表了著名的1955年反核宣言；马丁·路德·金则将反核政治视为公民运动的关键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这类联合行动的扩张趋势超出了杜波依斯的预期。马丁·路德·金公开谴责越南战争是一场种族主义的殖民冒险。而黑豹党核心成员，1968年和平党（Peace Party）的总统候选人埃尔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也将杜波依斯的审判作为日后活动的灵感来源。

杜波依斯的《为和平而战》为我们提供了四个主要教训。首先，我们需要让人们看到那些引发国内外暴力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其次，我们需要翻开历史来洞悉这些结构产生的过程和原因，以及过去的活动家是如何与之对抗的。第三，在一个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和长期对抗的时期，民主辩论和思想自由交流是首先要捍卫的。最后，我们必须在不同运动和各个国家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盟来抵制暴力、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

杜波依斯在1949年写道：“和平不是终点 ，它是通往真正文明的大门。”他的民主理想仍然是我们通往和平与正义的最佳途径。今天，我们必须像杜波依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做的那样，让这些理想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