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司马家族的篡权之路

280年，西晋灭吴，完成了统一大业。然而就在此时，晋朝的覆灭伏笔，也随之埋下，国祚如此之短，仅51年便走向灭亡。

西晋为何如此短命？或许从司马家篡权那天开始，就已经为它的“短命”结局埋下了伏笔。因为司马家以一己之力，摧毁了天下人的信仰。

一、司马懿篡权:背信夺权的开端

司马懿，字仲达，出生于汉灵帝时期，早年追随曹操，在魏文帝曹丕时期，任中书监、录尚书六条事，地位仅次于曹丕和参与政变的陈群。

司马懿性格阴险，野心极大。他明白只有控制皇室，才能掌握实权。因此，在魏明帝曹叡时期，司马懿更加专心辅政。

曹叡非常信任司马懿，甚至临终时托孤于他，希望他辅佐年幼的曹芳。然而，司马懿却在曹叡死后发动政变，背弃了托孤之责。

254年，曹叡去世，8岁的曹芳继位。按照曹叡的遗愿，权力应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掌握。

但司马懿见曹爽骄横，便决心单独控制大权。为此，他设计陷害曹爽，并在次年发动政变，夺取曹爽军权，软禁曹芳。此即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曹爽被赐死，曹芳成为傀儡皇帝。至此，司马懿成功控制魏朝政权。他依仗武力政变夺取政权的做法，开创了日后司马氏篡权的先河。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懿之所以敢发动政变，是看准了当时的政治环境。

曹魏实力强大，国家机器高度中央集权，皇帝权力太大，而曹芳又年幼，曹爽少谋，正好成为司马懿的突破口。

如果放在东汉诸侯割据、皇权旁落的年代，仅凭武力夺权可能性就很低了。

所以，司马懿的成功政变，也得益于曹魏这个时代政治环境的“孕育”。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以武力背信夺权，破坏了托孤之交。这为日后司马氏的夺权之路，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二、司马昭之弑:公然触犯君臣大忌

曹魏晋代，讲究“忠”和“孝”，司马懿的背信弃义已颇为缺德。但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265年，其子司马昭直接指使心腹成济刺杀了年仅22岁的曹奂(曹芳的弟弟，此时已被废为晋王)，史称“弑君”。

曹奂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胁，司马昭之所以置他于死地，很可能只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皇权，消除潜在敌人。

“弑君”的严重性，在于这是公然触犯了君臣伦理的底线。按照儒家思想，君主的地位应该高于一切，臣子对君主应该绝对忠诚。

司马昭这种行为无疑对传统伦理秩序造成了冲击。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司马昭自己也深感不安，担心丧失人心。

为平息众怒，司马昭诛杀了成济及其三族，然而这无非是推卸责任的姿态。成济只是替死鬼，真正的黑手是司马昭自己。

可以说，司马懿开启了篡权之路，而司马昭则将这一过程进一步推向了极端。与其父不同，司马昭个性多疑残忍，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他的操作下，皇权被进一步掏空。

三、独尊儒术:依靠道德统治的尴尬

司马氏之所以敢这样背信弃义，也与当时的道德秩序变化有关。

东汉时，儒家思想非主流，鲜见讲究“忠君”。而曹魏确立儒术地位后，讲究忠义，皇权才获得民心支持。

但是到晋朝，皇帝地位被弱化，儒家思想渐成空谈。原本强调忠义的士大夫阶层，也难再为皇权辩护。

这与曹魏太重视儒术也有关。曹魏为了获得士人支持，过分强调三纲五常，将儒家内容教条化。

这使许多士人将忠君仅仅视为一种口头道德标榜，而非内心信仰。

当皇权被掏空，他们也就无力再捍卫这种空泛的君权了。于是在弑君这种严重破坏君权行为发生时，儒者也无力制衡，只能讪讪。

可以说，曹魏坚持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政治工具，也间接导致了晋朝忠君思想的衰落。到司马氏当权时，儒家已无力阻止他们的篡权行为。

四、民心尽失:丧失君权合法性的悲哀

通过种种手段夺取皇权后，司马氏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合法性以巩固统治。

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强调“重文学”，推崇儒术;立嫡长子为太子，维护礼法;并作为晋王迁都洛阳，继续打持汉晋正统旗帜。

然而这些举措都难以掩盖夺位的正统合法性缺失。拥立傀儡、弑杀君主的做法，已经严重违背了儒家忠君思想。

即使司马氏在表面上推崇儒术，但其背信弃义的行为已被识破。士人对其奉行儒术的动机也抱持怀疑。

可见，儒家思想在司马氏夺权过程中已经名存实亡，成为维稳的政治把戏。它无法再像曹魏那样为皇权提供强有力的道德认同。

由此看来，司马氏的种种作为，让晋朝丧失了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没有内在凝聚力的晋朝，国祚短命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司马氏的背信弃义为晋朝埋下了隐患。他们放弃了传统忠君道德规范，用武力政变和阴谋篡位。

这些手段让晋朝丧失了统治的正当性，失去了民心支持。儒家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口号，丧失了约束力。

晋朝在道德信仰上出现断裂，必将导致合法性危机。稍有变故，就可能土崩瓦解。司马氏为了一己之私，使国家秩序与道德信仰遭到破坏，也为晋朝埋下了隐患。

51年的晋朝覆灭，便成为历史的注脚。从司马懿的篡权，到司马昭的弑君，晋朝覆灭的种子，早已经悄然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