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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为收买人心,诏令宰相萧俛(fǔ)为病故十余年的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撰写神道碑(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石碑)。
萧俛“趣尚简”,为使自己的美好名声免受玷污,上殿禀奏回绝:“陛下,臣器量偏狭,恳请陛下千万别牛不吃水强按头!王士真长子王承宗继任节度使职位后,在先朝便多次违背朝廷命令,为人处事并无值得称赞之处!臣若秉笔直书,绝对无法美化王士真。且完成碑文后,王承宗必定依惯例重礼馈赠。那时,臣若公开拒绝,将违背陛下安抚军镇之心;如勉强收受,则违反‘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
理直气壮对皇帝说不,萧俛胆气何来?
(一)仗义执言
萧俛与皇甫镈及令狐楚是“同年登进士第”的好友,当皇甫与令狐在仕途突飞猛进时,萧俛还是个从七品的小谏官。直到挺身而出为名相李吉甫仗义执言,才开始崭露头角。
仆射裴均“交结权幸”,觊觎宰相高位。正巧,科考时有个大胆考生公然在试卷中“讥刺时政,忤犯权幸”,激烈的言辞刺激得唐宪宗极为不满。裴均趁机指使党羽大肆制造李吉甫是考生黑后台的舆论,“冀以摇动吉甫。”萧俛不顾安危,主动联合几名谏官“密疏陈奏”,竭力为李吉甫辩白,终于消除唐宪宗怒气。
萧俛一辩成名,被皇甫镈和令狐楚联名推荐“言于(唐宪宗)。”唐宪宗很欣赏萧俛的胆识与能力,先“拜(萧)俛为御史中丞”,继而因其表现出色不断拔擢。唐穆宗即位后,萧俛在令狐楚力荐下,被拜为宰相。
(二)持法守正
唐穆宗即位后,对“藩镇之乱未消,朋党之祸又起。内外交讧,唐室益危”的烂摊子视若不见,“不恤政事,喜游宴。”甚至在“吐蕃寇边”时,依然“晨夜昵狎倡优。”谏议大夫(今总检察长)郑覃忧心如焚,联合数名正直谏官上疏劝谏唐穆宗切勿“宴乐过多,畋游无度。”唐穆宗玩兴正浓,很是不爽,“不悦其言”,扔下奏章阴森森问萧俛:“此辈何人?”萧俛清楚,奏章开头便有郑覃谏议大夫衔职字样,唐穆宗的问话无疑是带有一丝杀气。于是,他气定神闲一字一顿回答道:“谏官也!”唐穆宗秒懂萧俛的潜台词,自嘲道:“朕有过失,臣下能尽力劝谏,忠臣啊!”
萧俛在宰相职位上孜孜不怠遵守准则,任命官员极为慎重,总是反复思考考察,选拔标准近乎严苛,由此下属多有微词。但他爱憎分明,对奸邪之辈嫉恶如仇,把宰相重位看得很轻,由此深受舆论称赞。
朝臣王播对空缺的相位垂涎三尺,以重金贿赂权宦与重臣,“求为宰相。”宰相段文昌拿人手短,不余遗力为王播求情。萧俛“性嫉恶”,不但拒收贿赂,还在延英殿向唐穆宗当面揭发王播巧佞邪恶行贿买官的罪行。宫廷内外得知王播恶行,舆论大哗,异口同声认为他玷污了宰相官署。可惜木已成舟,唐穆宗又态度暧昧,萧俛不屑于与王播同列,“三上章求罢相任。”
不料,事与愿违。唐穆宗为平息众怒,在将萧俛“罢知政事”同时,升任他为左仆射(宰相之首),进封徐国公。萧俛秉性耿直,“持法守正”,自忖辅助朝政时间过短,越级提拔太快,“三上章恳辞仆射。”唐穆宗拗不过他,令其担任吏部尚书。萧俛嫌吏部事务庞杂,“非摄生之道”,以疾病为由请求改换闲散官职。唐敬宗时期,萧俛如愿以偿,远离政治中心,以太子少保职务调至东都相关部门任职。
(三)四拒文宗
唐文宗即位后,得知萧俛在母亲守丧时哀伤过度严重损害身体,诏令特许他不必遵制守丧,立即出山委以重任。萧俛感谢新皇帝信任,但“恳以疾辞。”
萧俛守孝期满,唐文宗迫不及待诏令将其升职并调回朝廷重用。萧俛借口病情日渐加重婉拒回京城任职,并“乞罢所授官。”唐文宗无奈,让他以“暂代尚书左仆射”官位光荣退休。萧俛正中下怀,“乃归济源别墅,逍遥山野,啸咏穷年。”
唐文宗第三次征召萧俛,是希望他出任太子少师以辅助新立皇太子。萧俛依然以顽疾在身为由坚拒,派弟弟专程进京替自己奉承奏表并缴还诏令。唐文宗见他“不转之志,其坚若山”,无奈作罢,将其退休待遇提高至“太子太傅”级别。
萧俛越是婉拒,唐文宗越是不死心。萧俛的弟弟出任楚州刺史前,依惯例向皇帝谢恩辞行。唐文宗趁机盛赞“萧俛先朝名相”,身心尚未衰颓,足可赴京为国效力。他令新刺史将“赐俛诏书匹帛”带到济源转交萧俛,并将这番话转告他。为表明诚意,唐文宗在诏书中盛赞萧俛德隆望尊,堪称儒林俊杰。
可惜,此时萧俛已病入膏肓,“竟不起,卒。”
唐文宗四次征召,求贤若渴之意溢于言表。萧俛究竟因何屡屡婉拒?
因为萧俛心底扎着一根无法剔除的刺。
(四)“消兵”之痛
萧俛在皇甫镈及令狐楚大力举荐下得以身居高位,本应对他二人感恩戴德。但他“贞独嫉恶,不为利回”,不愿随他们陷入“牛李党争”泥淖,采取不偏不倚洁身自好策略。因此,他出任宰相后,从未“奖一人德义”以激励为官者,也未废黜一名“职事不理、持禄养骄者”以警告尸位素餐者。既不能“忘躯恳谏”唐穆宗“游幸骊山”,又不肯引咎辞职让贤,被吏部官员年终考核评为中下等。
这样的考核成绩,对心高气傲的萧俛是一次沉重打击。如果说萧俛政绩不佳还有避免卷入“牛李党争”因素解释,那么,漠视朱克融等将领的合理诉求以及“消兵”建议,则真正显现出萧俛的政治短视。
幽州节度使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后,竭力推荐朱克融等将领入朝为官,希望朝廷对他们“厚与爵位。”萧俛等人错误认为幽州既已归顺,“天下旷然无复事”,因此对节度使的举荐置若罔闻。朱克融等人被迫滞留京师,“久之不得调”,多次“诣宰相求自试”,都被萧俛等拒绝。朱克融等“饿且死,不得一官”且形同乞丐,无不“内怨忿。”新任幽州节度使上任后,将这群定时炸弹悉数召回幽州。
唐穆宗坐享父皇平定藩镇叛乱使得“两河廓定,四鄙无虞”的红利,终日吃喝玩乐,荒淫纵欲,“不留意天下之务。”萧俛与段文昌推波助澜,“屡献太平之策。”
他们认为养兵的意义仅在于平息暴乱,既然天下太平,便不宜滥用武力,于是多次劝谏唐穆宗“休兵偃武。”因为官兵数量太大,不可能一刀切裁减,萧俛自作聪明给皇帝支招:“请陛下给‘天下军镇有兵处’下密诏,每百名士兵中限定完成八个逃亡或死去的指标,注销他们的兵籍,名曰‘消兵’。”
唐穆宗“不能深料,遂诏天下”,推行萧俛的“消兵”政策。被注销兵籍的士卒无路可走,无事可干,无法活命,于是滚雪球般“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成为潜在祸患。次年,幽州突发兵变,叛军拥立朱克融为帅。朱克融向啸聚山林的“消兵”政策受害者挥舞橄榄枝。落草为寇的旧士卒们如馋猫嗅到鱼腥,满怀对朝廷的怨恨,集体归附叛军。
朝廷紧急征调各藩镇军,队灭火,但在籍士卒已不够充裕,无奈另行招募新兵。这些未经训练的菜鸟全是“乌合之徒”,根本不是久经战阵的老兵对手,随时遭叛军吊打群灭。朝廷“由是复失河朔”,唐宪宗的伟业毁于一旦。萧俛自食恶果,痛定思痛,终于深刻认识到这一切都是“‘消兵’之失也!’”
可见,萧俛四次婉拒唐文宗出山,绝非居功自傲,而是心怀愧疚、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诚实之举。他大可以“交学费”为借口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亦可把“集体负责”作为挡箭牌搪塞过关。可是,萧俛决定为自己决策失误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买单,以婉拒新皇帝征召来弥补自己的过错。如此高风亮节,着实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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