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在注释中的文脉

本文转自：中国文化报

党云峰

▲ 文中提到的部分书籍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文脉的重要载体。在历史进程中，随着语言、文字、习俗等的变化，很多古籍如果没有前人的注释，后人就看不懂，或者出现误读。通过一代代学人的注释，既保存了古籍，又拉近了后人与古籍的距离。例如东汉的《汉书》就有唐代颜师古的《汉书注》、清代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现代杨树达的《汉书窥管》等注解名作。元代胡三省注释的《资治通鉴》以音注为主，扫清了人们的阅读障碍，同时增补了很多历史背景。例如在《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的注释中提到：“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狱。谓之三都。坐，徂卧翻。”其中既有背景介绍，又有音注。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阮元主持校刻了《十三经注疏》，其中的《周易正义》为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为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为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论语注疏》为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经文与注疏之间时间跨度很大，到今天又过了千年，对一些字句的认识已经不同于古人。例如，邢昺在《论语注疏》中提出：“正义曰：此章禁人杂学，攻，治也。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学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则提出：“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一说，异端犹言歧枝小道。”

学者会在注释中对书中的错误进行更正。学者王英志在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一》的注释中提到：“袁枚著作多有误记处。”例如，卷十一第15条误认法时帆为满洲诗人、卷十四第94条把《减字木兰花》误当成《浣溪沙》等。值得一提的是，《随园诗话卷二》第23条提到：“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花之盛。”王英志在注释中提出：“曹寅，号楝亭，非练亭；雪芹为其孙，而非其子……此条虽差错颇多，但却是《红楼梦》为曹雪芹著的证据。”此外，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六》提到：“《沧浪诗话》所谓作诗不贵用力，而贵有神韵，即此是也。”王英志在注释中写道：“《沧浪诗话》并无此语。”其实严羽只是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到：“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书中并没有“神韵”二字。

当然，有些学者对古籍的注释也有缺失。清代钱谦益在《钱注杜诗·略例》中提出了注释中存在的八类错谬，包括伪托古人、伪造故事、附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强释文义、错乱地理。正是因为注释存在各种问题，才需要后人接续订正。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提到：“注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应之义而辨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注，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尠，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牴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

正是通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扫清了很多后人了解古籍的障碍，并把很多存疑的史料保存在注释中，留待后人辨别。刘宋时的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提出：“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把注文总结为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论辩四类，以补充陈寿的脱漏、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为主。例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关于“三顾茅庐”的记载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是刘备主动去见的诸葛亮，这也是今天多数人所了解的。但裴松之在注中保留了《魏略》中的史料：“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裴松之就此提出：“臣松之以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则非亮先诣备，明矣。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学者把史书中没有采纳的说法保留在注释中，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

学者在对古籍进行注释的同时，还会在注释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南朝刘孝标注、近现代余嘉锡笺疏的《世说新语·德行第一》第43条，刘孝标在注释中详细介绍了罗企生赴死的故事，余嘉锡在“嘉锡案”中提到：“忠孝之道，于斯两全。虽所事非人，有惭择木，君子善善从长，无可深责尔矣。”余嘉锡还在解释第42条中的“散”时提出：“详见余《寒食散考》。”学者项楚在《王梵志诗校注》中通过“楚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他人骑大马》的“楚按”中写道：“梵志此诗阐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中庸哲学，影响甚为久远。”他在《本巡连索索》的“楚按”中提到：“此首前半所云似不甚了了，窃以为所写为饮酒行令之事。”

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的“笺曰”也是如此。钱谦益在《草堂诗笺元本序》中提到：“《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濛，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例如《钱注杜诗卷二·洗兵马》的“笺曰”是：“《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注杜诗卷九·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笺曰”是：“道德付今王，谓玄宗亲注《道德经》及置崇玄学，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词也。”钱谦益的观点对后人研究杜诗启发很大。

此外，注释会对其他学者产生影响。例如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所用的诗史互证的方法对陈寅恪治学也有一定影响。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提出：“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钱谦益在注释中多次表达跟杜甫的共情，例如他在《钱注杜诗卷十五·秋兴八首》的“笺曰”中写道：“‘每依南斗望京华’，皎然所谓截断众流句也。孤城砧断，日薄虞渊，万里孤臣，翘首京国，虽复八表昏黄，绝塞惨澹，唯此望阙寸心，与南斗共芒色耳。”这可能跟两人的经历有关，安史之乱之于杜甫，正如明清易代之于钱谦益。陈寅恪提出：“细绎牧斋（即钱谦益）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

读古籍就像跟朋友交谈，当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的时候，“远方”不能仅从空间的角度来解释，还可以从时间的角度来解释。千里之外的是朋友，千年之后的也是朋友，这就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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