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为什么能出现这种风格的文章呢

如果谈起中国古代的文学，可以说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特点和形式，如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说起骈文来，很多人都会关注里面形式上的对仗，而且到了唐朝时，韩愈因为骈文的不合时宜发动了古文运动，大力批判骈文。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特色。骈文到了韩愈那个时期确实已经丧失了生气，但是在其盛行的时代，还是流传下来很多精品，而且即使是在这个时代，其文章也不全是这种形式的。那汉魏六朝时为什么能出现这种风格的文章呢？

两汉至南北朝散文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自我认识的不断提高，要求自身人格、个性、价值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原始社会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他们无法理解和掌握自己的生死祸福，对宇宙间的一切感到神秘莫测，于是，产生出种种神话迷信观念：宇宙的一切事物及其运动变化，都是由一个最高的神安排和指挥的，他的下属有日月山川、风云雷电等各个方面或各个系统的神。

被天命论统治着的人们，根本不去想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他们实质上是神的奴隶。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水平的提高，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的增长，从春秋时期开始，这种天命论的统治逐渐发生了动摇。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不信天命，认为天道管不住人事，孔子则对天命和鬼神表示怀疑。

到了战国，荀子反天命的思想尤其强烈。正是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天命论的桎梏，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活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的作者们，才明白了在着重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应表现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道理。

陈胜

从春秋大国争霸、战国七雄对峙到秦的统一这一历史巨变，空前显示出人的活动的巨大威力。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很快就被陈涉所点燃的燎原星火烧为灰烬，则再一次显示了人对历史的巨大作用。

这两次巨大的历史事变，使汉代人受到极大震动，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考。贾谊等人通过对秦朝兴亡原因的探讨和总结，终于认识到：秦的兴亡纯属人事，与天道无关，这标志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汉朝的统治者用新的方法来观察世界，在总结秦王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国策，经过七十年左右的努力，国力空前强大。人们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对前程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论、汉赋的雄伟气魄和高歌腔调、《史记》的宏大规模，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史记》之所以能开崭新的修史体例，也与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新发现有关。先秦的编年体和国别体史书的编者们，着重事件叙述，而作为纪传体的《史记》则以人为重，反映了史家观点的变化，开始注意到人的重要历史作用。

《史记》

同时，先秦史书很少记录社会下层人物的活动，而《史记》则为历史上各个阶级的杰出人物都立了传，这也反映出汉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在国运昌隆的西汉，人们对自身的力量充满自信，追求事功成为一时的风气。

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贾谊、晃谱的政论文、策仲舒的对策，甚至以阐述道家思想面貌出现的《淮南子》，都无不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因此，有北逐匈奴、南平南越、西通西域、东灭朝鲜、开发西南的壮举。

但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们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人的价值的，这反映在散文上就表现出写人们的政治活动、政治观点的多，写个体人格和个性的少；议论性的作品多，叙事性的作品少，抒情性的更少，而记叙性的文章中，也是叙事的多，写人的少。

从东汉后期开始，情况慢慢起了变化，记人和抒情的作品增多了。比如，从蔡邕起出现了不少碑传文，他个人就写了大约40篇，在他以前基本上没有这种文体。

到了魏晋南北朝，情况就与汉代很不一样了。人们从根本上意识到了自己不是为上帝而存在，也不是为某种观念或原则而存存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因此，个体的人、人格和个性应该得到尊重。

竹林七贤

建安曹氏兄弟与竹林七贤等人那种“则连舆，止则接席”的友谊和“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文士生活，他们觉得是极有意义的。

“竹林七贤”的无视礼法、放浪形骸和任性自适，也极有价值。例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认为做官会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从而断然拒绝了山涛（即文中的山巨源，七贤之一）的推荐，并宣布与之绝交。

他后来遭司马氏集团杀害，直到临刑时还索琴弹《广陵散》，惋惜乐曲的失传和自己的自由生活的结束，可见他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同传统观念的相去甚远。

再如，陶渊明的《闲情赋》虽然含有政治寄托，但他用抒发恋情的形式来表达，还是反映了他的爱情观。

他在文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意中女子的思慕和追求的痴情：“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影而藏明……”

像这样无视礼教，无所顾忌地热烈歌颂纯贞执著的爱情的作品，在两汉文人中是找不到的。

陶渊明

从陶渊明的为人，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人格的重视。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躬耕自资；他把官场比做“樊笼”，田园比成自由生活的天地，认为退隐恢复了自然的“质性”，保全了独立的人格，所似他欣喜雀跃，怡然自乐。

《世说新语》里用赞赏的口吻，记叙了魏晋社会上层人物的气质风度，也表明人们对自身价值的新认识，例如《德行》篇里写道：“阮光禄在刻，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日：‘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这则故事说明，那时的人，以自己的思想品德被别人了解信任为乐，以不被人了解信任为忧的思想。

还有如《言语》篇里的：“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日：‘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司马师

这个故事则赞美直言不隐、不媚权贵的言语，两则故事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人格独立的尊重和个性自由的肯定。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人的又一次觉醒，其重要标志就是对人性、人格和个性的价值的自我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描写、表现和歌颂人格尊严、人性高尚和个性自由的作品大量出现。

文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控制，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精神劳动事业，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但这里的“文学”是指学术、学问或文物制度，与今天所谓文学的概念相差甚远。

到了汉代，人们则用“学”或“学术”来称先秦的学术和文献，即先秦人所称的文学，而以“文”或“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肖望之、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汉代虽然从理论上开始将文学和非文学加以区分，但从创作实践来看，除了诗歌和辞赋，散文还很难分清哪些是文学作品，哪些是非文学作品。

《新序》

例如《史记》的人物传记，虽说可视为传记文学作品，但它毕竟又是历史散文；又如刘向的《新序》、《说苑》本是历史故事的纂辑，可有的故事又可说是寓言文学，其中的《叶公好龙》一篇就很典型。

到了魏晋南北朝，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分得比较清楚了。

那时人们将有感情、有文采、有韵律的作品称为“文”，将无情、无采、无韵的作品称作“笔”，将说理论述性的作品称为“论”。

例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末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省，谓之学。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省，惟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以上言论充分表明，当时的人对于文学和非文学的概念离我们今人的理解已经不太远了。

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由萧统组织编选的《昭明文选》就是按照文笔划分的理论来选文的，它将文章划出经、史、子书之外，以标明文学作品是另一类。

《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明诗》、《乐府》、《诧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的次序名篇，显然是把《谐讔》以前的文体列为“文”的一类，以后的列为“笔”一类的。

此时，人们不仅区分了“文”和“笔”，而且开始对各种文体特点和创作要求进行研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就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指出：“奏议谊雅，书论谊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体不同，创作要领各异。

从人们对文学功能认识的发展变化，可以理解到两汉至南北朝文学面貌发生变化的原因。

先秦儒家文学观的总特点是尚质重道，注重功利和实用，以尚文为手段，致用为目的。到了汉代，司马迁则提出“发愤著书”的理论，强调创作中感情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占主要地位，统治文坛的仍然是讲功利的文学观。

《毛诗序》说诗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是进行政教的工具。

到了王充那里，文学观则有所进步，他在《论衡·书解》说：“人无文则为朴人。土山无鹿麋，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既而又在《论衡·自征》中补充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王充

他的高明处是在提倡尚用的同时主张尚文，两者并重；但他的“用”还是没有越出儒家“厚人伦，美教化’的范围。

可见，两汉的文艺思想虽比先秦有所进步，但并未从总体上突破先秦的框架格局。因此，这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是“质木无文”的尚用文字，引发文学理论真正飞跃的是魏晋南北朝。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意思就是，他所认为的文章，不光指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载道之文，也包括了所谓雕虫小技的辞赋和离政教主旨甚远的抒情写景文章。

他把写文章说成是治国的大业、千古不朽的盛事，其地位至少不在经学之下，这说明在建安时代作家的心中，文学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一项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生的事业。

到南北朝，宋文帝立四学，即他正式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标志着文学的独立性已得到国家的认可。

在人的价值和文的价值重新发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们有意识地、自觉地、大量地创作出写人性、人格、人的各方面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散文作品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两汉至南北朝散文发展的形成，还对历史上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和艺术技巧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个是普适性原理，适用于对任何文学艺术，乃至于任何文明发展历程的探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