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位期间，举人的地位提高，知县一般也是举人出身

知县，品秩为正七品，就行政级别和具体职务而言，基本相当于现今的一县之长；但就具体的职权而言，“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甚至“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的知县，远远大于现今的县长。尤其在“皇权不下县”的清朝时期，知县几乎是一县的“土皇帝”，实际权力巨大。

可在诸多古典文学作品甚至官方正史的记载中，实际权力巨大的知县在面对“举人”这个特殊对象时，竟然也不敢轻易得罪，甚至还会主动靠拢、巴结！《儒林外史》中的经典故事——“范进中举”中，那个得知范进中举就赶紧送钱、送房的张乡绅就是前任知县。

“举人”，到底有何特殊，能让坐镇一方、实际权力巨大的知县都不敢轻易得罪？

“举人”到底是干嘛的？

封建朝廷用以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度，大致分为五个等级：县试、府试、院试、乡试和会试。其中“县试”、“府试”、“院试”，乃系“童试”的三个等级，成绩合格者被称为“秀才”；“秀才”于一省省会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绩合格者即为“举人”。

在明朝以前，举人更多时候乃是一个有称呼，没实际特权的存在，如若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即便是贡士，那也只是虚妄。

宋代王安石变法期间，王安石改编了科举教科书《三经新义》，以“实用主义”来选拔人才，在那段时期，就曾经短时间内试用过“非进士”出身的科举学子立即任官，不过范围只是国子监内的学生，而且王安石这样做，也只是想找出新的人才来为他的变法站台。

王安石

因此自王安石变法曾经短暂实行过这一种方法后，科举路线中的“非进士”就一直没有什么太多“例外”的机会，要不然就像苏洵一样，屡次不中，但是却靠着俩儿子争光，加上自己的文采特异，让皇帝开恩，特赐考试资格（几乎等同于送进士）。

不过宋代也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就是进士的“录取人数”太多，而且考得很勤，虽然那些考不上进士的举人前途未卜，但这些考上进士了的，也没有显得多优越。

于是为了消化这些进士，北宋只能不断地添加职位，制造国家公岗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冗官。

这些历史到了朱元璋的眼里，朱元璋倒是觉得：人才很重要，但每一个地方都是同等的人才，那就浪费了。

举人就难道没文化吗？

进士也是从举人一步步考上来的，而且为官为事，不是一张考卷，不是面试官的喜好就能断定好的，所以朱元璋决定“重用”、“扶持”这一批科举的“过渡”群体，改变他们不上不下的处境。

洪武三年（1370年）应天府的乡试之后的“破格录用”，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在洪武三年（1370年），这一年应天府的首科乡试上，一共出了七十二位举子，按照以往的朝代惯例来说，他们如今是有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一旦会试也进科了，便是最高规格“面圣”的殿试，一飞冲天、封王拜相，不是幻想。

但这七十二位举人，还没有开始参加会试，他们的“科举”之路就终止了。

因为朱元璋下令，破格使用这七十二个举人提前为官，而且还是在应天府当地任官，这就意味着，这七十二个举人压根不需要通过成为进士的路子，就能在大明朝最中枢的系统为官，前途不可限量。

之所以朱元璋会这样做，那是因为大明刚开国，人才储备太少了，而朱元璋又不想像宋朝一样，不加以限制地大量录取进士，以至于造成冗官现象，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通过了乡试的人才，提前安排进来。

正是洪武三年（1370年）的这个举措，一下子抬高了举人在整一个大明，甚至后来在清朝的地位。

朱元璋想给学子分档：进士者，有进士能干、该干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有难度，需要的文化水平更高，相应的职位和地位也更高。举人者，有举人能干、允许干的事情，这些事情不需要极其高深的文化水准，但也必须要有功名，绝大部分都是在地方任职。这就叫“把钢用在刀刃”上。

所以，整一个大明朝，录取的进士人数也才两万左右，而两宋却是将近二十万之巨了，差距这么庞大的数字，明朝却能把社会管理得比两宋更好，这不是大明的进士比两宋的好多少，而是大明统治者开始重视“非进士”人才的社会作用。

两宋几乎没有“学历”低的官员，即便是那些官二代，能力就算一般般，而朝廷宁愿让他们通过家庭父祖“蒙荫”坐上官位都好，“非进士”的能力再强，也没有录用到朝廷为官的渠道，出头日都是遥遥无期的。

大明重视人才，也善于对人才进行“分层”，有第一次，便有次一级，不会太过极端地非优便劣，这其中还有“良”可以划分出一个层次来。

这个人才的运用原理，乃是以往朝代都没有重视的：“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

在史书里，对明朝举人便可为官的解读就是“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

简单来说，就是大明会对人才进行区分和安排，这也可以视为科举的再一次“革命”，只是后世历史鲜有提及罢了。

所以大明的“官场”是奠定举人地位的核心因素，在《明史·选举志》之中，就有朝廷对选官和举人之间的关系做出阐述：“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成为“举人”以后，便直接具备了两项资格：有资格参加于京城举行的“会试”；正式拥有了做官资格。

何为县正官，又何为授教职？

其实县正官就包括了县令，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县高官位，所以说，举人在本质上，等于是一个县令的“预备役”，而且最差也是县令，因为大明没有那么多进士可用，需要有人走马上任，说不定就是他们了。

至于授教职，那就是超然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却又影响政治体系，因为这个职位，乃是选拔地区人才，教育人才的重要岗位，这些学子都应该唤其为老师，如果以后出一个厉害的人物，那么靠这“师生之情”，都不知道比县令厉害到哪里去了。

两项资格带给“举人”的特殊地位

“会试”考试合格者，称为“贡士”，即为“荐举给天子，可以出任朝廷官员的优秀人才”。“贡士”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没有淘汰一说，只有一二三甲排名之说，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科举次序

也就是说，只要“举人”于“会试”中考试合格，最差也能获得一个“同进士出身”，就能被外放实补正七品或者经人举荐，出任更高品级的官缺。所以，对于知县而言，每一个“举人”都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自己的同事或者上级，肯定不敢轻易得罪。

即使“举人”于“会试”中落第，也具备做官资格，一般出任县丞或者主薄、教谕等知县的“佐贰官”，或者经人举荐直接出任知县。此等资格，知县自然不敢轻易得罪，为自己树立日后的官场政敌。

严格来讲，一地之县令，很大概率本身他也只是个举人或者贡生：“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

那么为了提高举人在社会基层中的影响力，在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举人都有着相应的“特权”。

如果是对明清的民间历史有所耳闻的话，“举人老爷”这个说法，大致是听过的，而对于“老爷”这个称谓，在古代社会中，有一种身份对他们的阐述更贴切，那就是“地主”。

“举人”的其他特权

所谓“皇权不下县”，即县级以下不再设行政单位，封建皇权延伸到县级单位为止。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在“律法”和“礼教”的双重约束下，由地方乡绅协助治理。而“举人”和“秀才”，就是地方乡绅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治理力量，“举人”自然会得到知县的充分尊重。

所谓“古之四民，士农工商”，“士”排名第一，地位最为尊贵，也是维护皇权统治的中坚力量，统治阶层必须绝对保证其根本利益。拥有了“举人”功名，就等于跻身于“士”之阶层，就会得到统治阶层的特别尊重和格外照顾。出于这种目的的考虑，封建统治阶层给予“举人”和知县平等的社会地位，并免除其和家人徭役田粮，甚至免除挂靠在其名下田亩赋税的特权。

首先，有人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后，立即就要对其“唱名”，不管后来的会试、殿试如何，举人老爷的身份就已经确定了。

不久之后，朝廷就会命令当地官府，把这个举人记录在册，然后把这个地区的举人制造成一份文件，大致是交给知州或者是州级的“学官”（举人群体真正意义上的“上司），这是为日后做人才筛选备用。

功名成就了，奖励紧接着就来。

对于举人，朝廷首先给予“免两丁”的福利，意思就是，对于举人，他的家庭里，有两个人口的丁役是可以被免除的，事实上举人之所以能养尊处优，很大程度来自于此。

除此之外，举人还被允许购买“奴婢”，而这种带有奴隶色彩的制度，在大明是十足的“特权”了，而在存在着民族尊卑的清朝，却不算是一回事。

在明朝，有律法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有了免除的丁役和奴婢，“人口”的基础就有了，那么举人就要开始“种田”致富了。

在理论上来说，朝廷是不“赠送”土地给举人的，但是却可以给予举人“免税”的特权。

对于举人来说，他每一年都有固定的“免税额”，如果他的田地不够，那就借着发迹的名声去买，或是与人合作，其中的牟利点就在于：他们收取农民比要缴给官府更低的税，以此来让农民依附，从这个模式上来看，不难发现，其实朝廷是把一部分“征税权”下放给了举人。

因为这个特点，举人成为了正儿八经的“大老爷”。

这些是在现实利益中体现鲜明的，而除此之外，面对地方官府，举人是可以不下跪的。

也就是说，就算“举人”不进入仕途，也会成为拥有和知县同等地位的大地主，同样是知县不敢轻易得罪的嚣张群体。

公车

除此之外，前往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们，还拥有乘坐朝廷派遣的“公车”待遇，“公车”之上插有黄旗，有着“天子门生”的意思。此等荣耀，别说是知县，就是更高级别的官员，怕也是不敢轻易得罪。

“举人”虽然是封建科举制度中的一个功名称呼，但其代表了读书人所处阶层的巨大转变，社会地位的急剧提升，更代表了入仕为官的特殊资格。单就“举人”所具备的特殊待遇，知县就不敢轻易得罪；更何况谁也不知道今日的“举人”，明日会成为何等级别的官员，这种未知更令知县畏惧。

作为一县的“土皇帝”，知县的实际权力固然很大，但面对已经身处士绅阶层、仕途前景不可估量的“举人”，也只能给予绝对尊重，不敢轻易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