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地的守望者

本文转自：三峡日报

□张艳霞

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她种的黄豆收割脱粒了，让我抽空回家拿黄豆，不用再买黄豆磨豆浆了，语气中掩饰不了的喜悦，那语气仿佛是刚迎来一场大丰收。原来，她和父亲在村后的腰塘边开了一小块空地，种了黄豆。因在塘边，浇水比较方便，收获了一百多斤黄豆，让两位七十多的老人高兴得像孩子似的。

母亲说到腰塘，让我想起儿时散布在村子里的每一块田地，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村里人的心思似乎都扑在地里，唤起孩子的名字，一贯粗嗓门，而说到田地呢，开口闭口则是我家的“三里地”“八斗畈”“曲塘田”……完全是一副温柔的声调。

我出生成长的小村，属于城西郊，在府河桂花潭堤脚边，在村子错落的版图上，所有庄稼地都在村湾的北边，地块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大小不一，高低稍有错落。村民往往按其形状或所在地，给每一块田地命名。方形的就叫四方田，旁边有渠道的就叫渠道边，像葫芦形的就叫葫芦畈，在堤坡脚下就叫堤脚丘，在离村三里开外的地方就是三里地……那时候，每一块田地就像每一家的孩子，这个比喻一点也不夸张。一块块田地就像一口口碗，装着乡民们绵长的日子。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我家老小共六口人，分了五亩三分地，父母都是种田的好手，家里三亩旱地种过棉花、小麦、黄豆、芝麻、油菜等农作物，两块水田种上水稻，一年中种植和收获两季水稻，稻田与村庄构成一幅醉人的田园画卷。

后来，我们姐弟仨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父母一边种地，一边从事不同的副业，做过木工，打过糍粑，种过豆芽，碾过挂面，但不论从事哪一项副业，家里每一分地他们都没有敷衍对待过。

自20世纪90年代起，村子里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延续父辈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开始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加入打工的行列。过完年去南方的一拨人走了，清明节后上东北的一批人也离开了，村里没有以往的热闹声，春耕时，地里只剩下老人的身影。

慢慢地，旱地只种一些“懒庄稼”，水田也由两季稻改成一季稻，后来有的田里连一季也不种了，任其杂草丛生。母亲说：“现在种田政策这么好，不用交税，还有补贴，这放在以前哪里想得到呀！”父亲接过话题：“那么好的地，荒着真可惜。”

后来，村里人口结构变化大，对田地进行调整，因为爷爷早已长眠于地下，我们姐弟仨都进城有了工作，家里只分得两亩地，父亲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村里的荒地也流转给种田大户，地里长着庄稼，父母便没有再为荒地而叹息，安心打理他的两亩地。

前几年，由于城市的扩展，村里的土地全被征用了，家里一分地都没有了。经村里几位老人的强烈要求，把村后稻场留下了做菜地。我家分得一小块，不足一百平方米，变成了父母的菜园。每次周末回家，如果父母不在家里，肯定在菜园能找得到他们。

从此，一年四季，那块地里长出各种时令蔬菜，经常吃不完，父母到处给亲朋好友送菜。在饭桌上，父亲谈得最多的，就是他的菜，哪里该松土了，啥时候要安苗了，萝卜秧要浇水了，白菜该去捉虫了，大蒜密了要拔稀，开春才能长出蒜薹，似乎那块小菜园里，有讲不完的故事……母亲说，种菜就像养孩子，要细心，不马虎，菜才能长得好。我理解父母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他们骨子里把自己的一生与泥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有地就有依靠，种田就是种希望。

秋阳当空，我开车回家，路过一片稻田，一阵微风从田野吹过来，我仿佛嗅到了泥土的清新，稻花的清香，还有我期待中浓浓的豆香，都令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