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门，谁予你数百年繁华富庶

本文转自：铜仁日报

铜仁城的中南门，在古代一直是铜仁城最为繁华之地，人们只知道它曾经有过的富庶和繁华，却很少有人去探讨它富庶和繁华的成因。

中南门的繁华，是因为它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是铜仁城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甚至曾一度是贵州省的军事中心。

何时始有中南门的称谓

在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前，原来并无“中南门”这个城门的叫法。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废除思州和思南宣慰司，再用其所辖的三十九个长官司建立铜仁等八府，同时顺带建立了一个贵州省——时谓“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来管理这新成立的八个府。是故，在铜仁的老人们的口中便常有说“先有铜仁府，后有贵州省”之语。

朱棣派来铜仁担任铜仁府的首任知府田载，是他当燕王时的部下。身为北平人的田载刚到铜仁时，百废俱兴，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自然就没有精力和财力来修筑城墙。好在铜仁山清水秀，周围山上林木茂密，遂命人砍下很多树木围起一道栅栏，用作府城的保障。史书上把田载的这种做法，叫做“树栅防卫”。

由于每任知府对修筑城墙都不大热心，铜仁城的“树栅防卫”便持续了36年。

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洪江的苗民起义，一把火烧光了铜仁围城的栅栏和知府署的衙门，后任的知府们不得不开始重视起修筑城墙的事宜。

两年后的景泰二年（1451年），四川巴县进士朱鑑出任铜仁府知府，面对着前任知府孙顺留下的满目焦土、遍地残垣，他开始组织夯土筑城。

“郡城斜倚石高低”。朱鑑组织夯筑的土城，“始因东山，环以土城”。新筑的铜仁城西面和南面以天然的屏障小江和锦江为界，东面和北面1407米，“占地面积约0.24平方千米”。然后，按旧例在城墙的东、南、西、北四面开启了见明门、安阜门、伏远门、长宁门四个城门，同时各在城门上修建了城楼。

朱鑑筑城开启的这四个城门，其中南门是不是今天的中南门，不见旧志有载，但从其商业的繁荣来看，商家卸载货物，应以就近为利，不会大老远地以江宗门为卸载之地，更何况单个商家卸载货物，三五天或十天半月弄上个那么一两次倒也罢了，面对整条街上那么多人口，每天必须下河挑水洗菜洗衣，倘若近在咫尺的临河却被城墙封闭，之间没有一个供大家往来的门径，而让大家熙来攘往地舍近求远，那是说不过去的——朱鑑开启的南门，于是很可能就是中南门的前身。

土筑的城墙一直维持到明朝嘉靖二十一年。是年，云南昆阳举人李资坤出任铜仁府知府。次年，为解决治下“城狭民稠”“民多居郭外”的现状，他勘探了东北城外地势宽广平坦之地，决定废旧增新，扩大铜仁城规模；鉴于以前土筑城墙易被雨水特别是洪水毁坏，李资坤还决定改用砖石砌筑城墙。

这一次的扩建，由城东一带向西增筑350丈，并将原以东山为界的城墙东移到了傅家山一带，从而使“东山宛在城中央矣，遂易为‘中山’”，城市面积虽然扩大到0.6平方千米。但仍只开启四个城门。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分守思仁道的参议刘望之，命令铜仁守备张大儒，经历刘仲芳等再次修筑铜仁城墙。这次不同于李资坤扩城时还是“复门其四隅”，而是开启了七个城门；除东、北、西门外，西面还为方便百姓挑水，增加一个“便水”门。“城”南，则因修筑了三个城门，便从上而下依次叫做正南门、中南门、下南门。

从此，中南门的名字正式见诸史册。

铜仁城最大的城门

铜仁是黔东和川东一带的各种土特产和省外常德、 汉口等地工业品的集散中心和销售市场，而中南门在铜仁的位置又是如此重要，其始建时期即显得与众不同。

铜仁城的北门、中南门、下南门的城门所存残体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其时，北门、下南门虽无中南门宽，却远宽于一直保存完好的江宗门。后水门的门洞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因扩路被封埋，因纯是水门，宽度也和江宗门差不多。

现存江宗门城门的宽度分为两部分，下宽2.95米，上宽3.04米。是铜仁城九个城门中最窄者，宽度与纯是水门的便水门、后水门差不多，不知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编纂的《铜仁府志·楼台》缘何会有“江宗楼在正南门上。雄伟壮观，面接三江，趾凭百雉，千山泼翠，众水拖蓝，为郡奇胜。”之载——或仅指其城楼而言？

中南门的原城门因重建，现已无法测量，但幸好其城门洞前的照壁还在——据民间口传，中南门城门前正对着洞洞庵，民间迷信认为，出门就钻洞洞很不吉利，遂在城门前修一堵可挡住城门的照壁来遮挡。所以中南门城门前的照壁有多宽，城门就有多宽。现在实地测量，中南门城门前的照壁宽6.235米，远远大于近年重新修建的中南门城门2.87米的宽度。

中南门的城门之所以会修筑如此之宽，是因其北通中南门街（明代因为位于城隍庙前而名城隍庙前街），南为码头和渡口。由于码头的货物进出量和渡口的人流量都很大。

历朝历代，中南门街都是商家首选之地。民国期间，铜仁城的老八大号和新八大号，大多聚集在中南门一带。甚至于连中南门河对岸的“桐梓巷”，主要是马站和客栈，一般行商、小贩多在此歇宿打尖，同时又是集市之地，与铜仁城镇隔河相望，也算比较热闹的场所”。

桐梓巷是中南门对岸的一条古老街巷，从中南门渡口沿青石石阶拾级而上，上面原是黄土路面，或就是明万历《铜仁府志·衢巷》所载之“南岸黄土街”有“南岸黄土街”而无“桐梓巷”，二者则应为一处。之后，黄土街全换成青石板路面，斜斜地一直延伸到老四中操场背后，成为了古代的“桐梓巷”。而今之被称之为桐梓巷之地，过去大多是一些船工所修住宅，原铜仁木船社如钟南轩、洪方才以及张姓、龙姓、吴姓、徐姓、李姓等很多的职工，就将房屋修建在那条街上，而并不是1946年任铜仁县财政科长的朱耀先文中所说，是“一般行商、小贩多在此歇宿打尖”的地方。

中南门有广义、狭义之分：前指中南门片区，后谓中南门城门。至少在民国期间，铜仁城按照八个城门划分片区，后来演变成八个保、八个街公所及八个居民委员会。

中南门片区的“四至”是南为临锦江河的城墙、北至临街西面的范家和东面的张文先家、东抵东山、西至月亮坝。以前中南门玩龙灯，首事挨家挨户收份子钱，也只收此范围之内，而不能越界去属于后水门和江宗门两片区所管辖范围收取。

中南门这一段街道，明时叫“城隍庙街”（道坳上那一段叫公安庙街），清时叫“太平街”，民国时叫“金华街”“中南门街”，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易名为“中山路”。但附近百姓还是喜欢叫它“中南门街”。1943年元月孟兆麟县长监制的《贵州省铜仁县图》上，也已标明“中山路”。

当年，孟兆麟在中南门城门两旁各建一座碉楼，为与中山街相对应，改中南门城门为“中山门”，但民间仍谓之“中南门街”“中南门”，因其历史渊源太久，而且指向性强，又好记，便一直叫到今天。

为什么成为中心

有城便会有市——城作防卫，市以交易。商业的繁荣是一个城市形成的物质基础，而交通运输对物流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大宗货物运输，都依靠水路运输完成。铜仁古城三面临江，除了东门、北门外，其他六个城门也都紧挨河岸，而其中只有中南门能一枝独秀，就因其东依东山，山下一泓深渊，天生一个水势平稳、水位较深的优质码头，数百年积累，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铜仁城的经济中心。

比如说江宗门，也许在很早以前就纳入了铜仁古城范围，但其面对大、小两江汇流之处，两江的大水除在铜岩周围冲刷出深潭之外，其余的卵石泥沙便堆积在铜岩之下和迎小江之处，形成长滩和沙洲（因每当沙洲露出水面，铜仁科举必有中榜者，故名挂榜洲），这就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吴国伦在《次铜仁》诗中所说“沙碛中分江大小”。

在锦江水位没有被提高以前，从江宗门踩水，在水未漫过膝盖的情况下可向南而进到距南岸十余米处，向西进到挂榜洲上，之后才是数米宽深水区。这样的浅水位，自然不利船舶的停泊。

因此，优质的码头也是中南门成为铜仁古城经济中心的原因之一。

当然，西门码头也同样水势平稳、水位不浅，也具备有与中南门平分秋色的优势，为何不如中南门繁华呢？

首先，铜仁城的古城，最初并非临河修筑。因惧洪水侵袭，修筑的土城须远离河岸。在铜仁古城仅0.24平方千米时，西边距河尚远。明正德七年（1512年），铜仁府知府周汝端“增筑迤西一带河城”，但未延伸临河，直到“嘉靖元年，知府方宸以城狭民稠，废临河土城，以广民居”，城垣才被修及临河。所以在嘉靖元年以前的西门，不管其是否是在今天的位置，都非紧靠河边。

其二，铜仁从明朝永乐十一年设置府治，到景泰二年(1451年)朱铿知府修筑占地0.24平方千米的古城，以及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几次增筑，再到嘉靖二十二年，李资坤将城市占地面积扩展到0.6平方千米，其间历时百年，而中南门一开始就在古城范围之内，历经百年经营，其经济中心地位已经难以动摇——是为中南门繁华而其他城门难望项背的另一原因。

从明永乐十一年铜仁府知府田载“结庐听政”，到之后的历任铜仁知府“面南听治”，铜仁的知府衙门一直紧挨中南门。明朝嘉靖初年，徐宰六为铜仁“学宫官署”酌定位置朝向后，因其系风水大师手笔，其后历任知府上任采风问俗，知道徐宰六的故事后，即使要对知府衙门有所修补，也是在原基础上按照徐氏当年所酌定位置朝向进行修葺。

清代铜仁历经“戊子兵变”，铜仁府的知府衙门“尽成瓦砾”。清朝顺治十五年冬（1658年），铜仁府首任知府梁懋宸上任，最初也只是先在其原址上“爰剪其茅，爰伐其竹，构数椽以庄莅”，修建了几栋简易房屋。不料康熙四年（1665年）春遭遇火灾，只好在当年夏于原址动工重修知府署——“仍于原址”的原因，一则原知府衙门一直是所谓“风水宝地”，二是无需重新征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知府庄有仪曾对知府署作过改修，仍未变其位，所以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会有喻勋提及铜仁知府衙门的“知府署在正南门内”之语。

这里的“正南门”，明、清两朝各有所指。明代所指为江宗门：万历《铜仁府志·城池》中“门七，曰正南（总兵侯之胄额曰‘清流’，佥事倪壮猷额曰‘江宗’）、曰中南（总兵侯之胄额曰‘文昌’）、曰下南（总兵侯之胄额曰‘迎薰’）”之记可以为证；清代所指为中南门：光绪《铜仁府志·城池》中“南门有三，曰上南，即今江宗门也；曰正南，即今中南门也；下南今同”之记可以为证。

知府署是铜仁建制后的最高行政机构。无论省、道官员下来巡察，还是过路官员拜访当地仕绅，都要前来中南门。比如说明正德年间分守新镇道右参议蔡潮，就常来所管辖的铜仁，并对当地山水情有独钟，还于明正德十一年在东山上修建了“川上亭”和“东山寺”，在山下修建了“澄江阁”，并将城南太乙峰改为天乙峰，亲书“天乙峰”三字于峰上，以求避城中火灾；修“跨鳌亭”于铜岩，以行宾兴大典。

再如明铜仁知府郑应龄在《洞夫洞马议》中提到的“ 自己丑察院赵、庚寅察院陈、辛卯察院张出巡”，就分别指明万历十七年巡按御史赵士登、十八年巡按御史陈效、十九年巡按御史张太谟等出巡铜仁；“揽辔乘騘聊问俗，卖刀买牛已成风”，是万历《铜仁府志·诗歌》中所收录万历二十年巡按御史徐继茂巡行铜仁所属部域考核政绩时所作的一题《行部铜仁》中的诗句。

连续四年的四任贵州巡按都到铜仁出巡，当年上级官员“轩輶绎络，四牡驱驰，驻跸停骖，厥有攸止”地来到铜仁、来到铜仁知府衙门所在地中南门之大概，由此可见。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南门也因之而成为铜仁古城的政治中心了。

于明永乐十一年建府后的第二年十月初五，铜仁就设置了府学。此外，在万历二十六年撤销铜仁长官司设置铜仁县，又设置了县学。府学在中南门之西，县学在中南门之北面。府学、县学文人荟萃，每日书声朗朗，弦歌不歇。

传说明嘉靖四年，徐宰六基于铜仁府一百多年无人中举的状况，从风水学上为学宫改定了字向，奠定了铜仁人才蔚起，科甲蝉联的基础，当年及三年后的戊子科，便先后有郑重、王兰和饶俦、戴廷诏四人两科“中举”。此后，铜仁科甲绵延不绝，有时一科还连中数人。如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科、崇祯三年（1630年）庚午科，铜仁前后中举6人、9人（贵州中举37人）；嘉靖三十二年癸丑科和万历二年甲戌科，铜仁陈珊父子先后中进士。万历四年，四川内江何起鸣出任贵州提督军务巡抚都御史，知道此事后，第二年还专门在中南门给陈氏父子立一高大牌坊，题额为“父子进士坊”，贵州省一时传为佳话。

优秀的学生必得有优秀的老师。铜仁科甲鼎盛的中南门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荟萃了哪些优秀的教师，由于缺乏记载，不得而知；但完好保存至今的一块严寅亮书所之《铜江书院碑记》和“据其长子严仔肩记叙其生平云：严寅亮‘1898年应聘到铜仁，主讲铜江书院，历时三年’”的记载，后因题写颐和园匾额而名震京华的严寅亮，也曾为铜仁学子。

封建社会入仕者，多是“学而优”，其中间藏龙卧虎，不乏饱学之士。铜仁府、县的官员，其中多是明清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学人物，比如说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吴国伦，就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等七人并称明代“后七子”。他多次到中南门视察铜仁府学，对铜仁的大观楼、铜岩、两江春色等景点都曾作诗吟咏，为铜仁的山水风光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来铜仁做官的文化人，他们喜欢交往的自然也是铜仁本地的文化人。这些官员相互之间或官员与当地文人之间，常相唱和，吟咏铜仁淳朴的风土人情、讴歌铜仁旖旎的山水风光。“游屐有缘逢韵士，名山增色赖诗人。”铜仁旖旎的山水风光，就因他们的游历和吟咏，才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明朝那些驻守铜仁的军事长官，并不都是赳赳武夫，因此他们除了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与中南门的政治、经济有关的方方面面，在文化上也多有涉及。例如万历三十八年任贵州总兵邓钟，就曾与分巡道佥事刘观光对当时的“铜江十景”以及铜仁的龙舟竞渡活动互相作诗唱和，其中收录入万历《铜仁府志》中的七律就达20多首，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能了解当时社会风貌和风土人情的珍贵史料。

再比如说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腊月至第二年春，铜仁府知府敬文就与铜江书院的山长郑蔼林、徐如澍等当地文人相互唱和，“锦笺稠叠，百七十首而赢”,编为《铜江唱和集》，徐如澍还作《铜江唱和集序》。十年后，铜仁府知府张飞卿又再与当地文人唱和，道光十三年徐如澍又为之作《续铜江唱和诗钞序》。再如同治、光绪年间，贵东兵备道观察易佩绅（光绪六年任贵州按察使）亦常与铜仁府知府袁开第及其幕僚留下了不少唱和诗篇。

历朝历代一大批文化人在中南门的活动，自然让其就成为了铜仁城的文化中心。

铜仁在贵州省的军事地位也非常重要，以至于在明朝有将近70年将贵州省总兵官驻扎在铜仁。

嘉靖三十年，贵州巡抚刘大直、巡按宿应麟认为，“铜仁边圉，实镇筸诸夷出入之咽喉，思、石、辰、沅府、卫要隘之门户”，上疏要求将原驻省城贵阳的明代贵州省最高军事长官贵州省总兵官，移镇铜仁，并“加提督麻阳等处地方职衔，节制镇筸参将、督调两省汉、土官兵，湖广镇筸、九永二守备，常德、辰(州)、沅(州)、九(溪)、永(州)、施州六卫，永顺、保靖二宣慰，施南、散毛等宣抚，五寨等长官，四川酉阳宣抚，平茶、邑梅等长官悉听节制”；嘉靖三十二年，镇守贵州兼提督平(越)、清(浪)等处地方总兵官石邦宪移镇铜仁，加提督麻阳等处地方职衔，节制镇筸参将，从而开始了贵州省总兵官长驻铜仁的历史。

万历二十七年，因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朝廷，部议贵州总兵准照巡抚例驻扎省城。平播后，根据巡抚郭子章提议，总兵官曾一度春夏驻省城，冬秋驻铜仁，数年后不再驻省城。明天启二年，水西土司安邦彦反明，总兵方回驻省城，铜仁改设参将。贵州省总兵官的衙门总兵府，原为抚苗道衙门，在铜仁府治东北，“后改设参将驻防，更建署于城外”。

此外，明代铜仁曾分守思仁道驻地，万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云南道御使毛在提出：“守、巡分驻之当更。铜仁苗情难制，故抚之不足而用急于兵，宜改驻兵道整饬之为便。思南土司易驯，故兵无所用而道在于抚，似宜改驻抚苗道安戢之为便。”因部复“分驻兼制之当改，则俟查议”，故直到万历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才定“以分守思仁道移驻思南府，改拟兼管抚夷并兼制播州夷司地方，将分巡道移驻铜仁府，添入兼抚苗照旧兼制镇筸、平茶、酉阳等处地方，将平、清二卫改属思仁道，兼制偏、镇 二卫 ，仍属新镇道管理”，从而将分守思仁道改纺驻思南，将分巡道移驻铜仁府，直至明终。

铜仁因此也一度成了贵州省的军事中心；作为铜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南门，当然也是这些军事长官常相往来之地。

数百年禀此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中心的“天赋”，也就“天定”了中南门数百年的繁华富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