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态的两次战略性更革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殷周之变、晋唐之变、宋元之变、明末清初之变皆须关注，而周制演变为秦制和近代转型尤须考辨——

中国社会形态的两次战略性更革

冯天瑜

《周制与秦制》冯天瑜 著 商务印书馆

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自创的相对稳定、用以实行的规则、法令、礼俗和认知结构，通过传统性、强制性（渐趋自觉）势能，规范社会运作与走向，导致“路径依赖”。制度的长短优劣及其改善之道，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性的特别关注。

中国社会制度史历程繁复错综，原始氏族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且不深议，自跨入文明门槛，确立权位世袭的王朝政制以后，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略分周制与秦制两大系统。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于西周，传世三千年；君主集权制酝酿于春秋战国的列国之间，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辅以“王道”，传世两千余年。秦汉以降，由皇帝直辖的科层制官僚系统取代分权贵族政治，日趋刚性化的皇权掌控社会，但柔性君权的周制并未消弭，或隐或显地在朝廷乃至社会基层（村社）延绵推衍。两汉以至明清，秦制呈显性，周制呈隐性，而在观念领域则阳儒阴法，周秦二制彼此颉颃又相互为用，综合为一种“霸王道杂之”“儒表法里”的汉制，铸造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是一定生产力制约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社会运动并非仅是政治制度的变迁，而是综合意义上的社会结构的演绎。

“社会形态说”引入中国百年，突破王朝史帝王家谱旧套，开辟史学研究新生面，深化了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此说本身并不完善，在中国传播与运用中，曾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偏颇，又往往照搬外来公式，或者简单套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说”，将中国前近代社会一言以蔽之曰“土地国有（王有）的东方专制主义”；或者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西欧历史概括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框定中国历史，把制度主流非封建的秦汉以下两千年归入“封建社会”。

引起这类偏失的表浅原因，是“社会形态说”涉及的若干核心概念（如“奴隶制度”—“奴隶社会”，“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没有厘清；深层原因是，未能对中国实际运行的国家制度（如“宗法封建制”“皇权郡县制”）、土地制度作深入辨析，将中国制度史勉强归于西欧“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演进模式。这种做法日益受到质疑。然而质疑之余，又不应回复到王朝递嬗的述史旧套，而当在王朝更迭的表象背后，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加以综合，探究中国实际经历的社会形态变迁，并与异域（如西欧各国及日本，乃至印度、波斯等）相比较，发现前近代中国制度特色及运行轨迹。

中国制度历代发生演化，殷周之变、晋唐之变、宋元之变、明末清初之变皆须关注，而尤当考辨的社会形态的战略性更革有两次：

第一次大更革（周制演为秦制）发生于周秦之际，在生产力进步（牛耕、铁制农具使用）、生产关系演化（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权的领主经济）推动下，世袭贵族式微，军功新贵、参政士子崛起；“天子与贵族分权”的宗法封建制，演变为“帝王通过朝廷命官统辖庶众”“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权制。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秦制为显、周制为隐；观念文化层面情形似乎相反，“从周”的儒家为显，“从秦”的法家为隐。周秦两制彼此博弈，互动互渗，共构以地主经济、王权政制为内核的中古—近古社会形态。

中国社会形态第二次大更革发生在清民之际。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文明降临，西学东渐，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伴随西制的楔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渐趋解体，发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由周秦二制综汇而成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此一转型的基点。

近代制度（无论冠以多少名目）并非单凭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

（作者曾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