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艺世俗精神的成因

西晋司马氏统一全国后倡导以“孝”治天下，虽然有以儒家思想治国的政治设计，但是主要还是为了掩盖西晋政权的非正义性，担心自己篡夺来的政权又被别人篡夺。《晋书·宣帝纪》唐太宗“制”文云：“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柞？虽复道格区宇，德被苍生，而天未启时，宝位尤阻，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矣。”

“以未成之晋基，逼有余之魏祚”、“天未启时”云云，明白道出司马氏以晋代魏不合天时，“智竞”、“力争”揭示司马氏代晋前的种种阴谋。初唐史臣洞察了司马氏提倡“以孝治天下”的真实动机。既然“以孝治天下”主要是掩耳盗铃之举，就很难发挥淳化世风、巩固统治的作用，反而在社会上滋生“贪鄙、淫僻”的风气。

一、非正义性的政权与西晋文艺的世俗精神

《晋书·武帝纪》载：“平吴之后，天下义安，遂殆於政术，耽於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这就是西晋自公元280年以后奢靡、昏庸、黑暗、腐败的政治，说明西晋统治者倡导“孝”治之不真。

西晋“贪鄙、淫僻”的社会风气势必影响士人的人生情趣、心态和人格操守。诸多研究指出，西晋士人普遍心态轻佻浮躁、缺乏人格操守，西晋士人丝毫不讳言物质享受。《晋书·陆机传》载：“然（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浸淫在“贪鄙、淫僻”的世风中，就连“伏膺儒术”的陆机也“以进趣获讥”。

《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慜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

金朝诗人元好问感慨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谁会想得到，“才名冠世”、“勤于政绩”的潘岳为攀附贾谧竟望尘而拜。“潘陆”引领西晋文坛，他们在人格操守上表现出进趣、攀附、轻躁，其他西晋士人的人格操守是可想而知的。

西晋肆意宣扬、享受物质生活的士人代表是石崇。《晋书·石苞传附石崇传》载：“复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与贵戚王恺、羊诱之徒以奢靡相尚。‘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身名俱泰”虽然是从石崇的口中说出来的，但的确很能代表西晋士人不讳言物质享受的普遍情形。

总之，西晋武帝企图提倡“以孝治天下”掩盖政权的非正义性，影响所及，世风愈加刮起“贪鄙、淫僻”之风，士风“进趣”、“轻躁”、“卑佞”，“望尘而拜”、“身名倶泰”就是西晋士人的代名词。

在此世风、士风之影响下，文艺被当成谄媚权贵、获取名利的工具，学风尚博、士风炫才耀博，文艺似乎一下子堕入卑俗的境地，体现一种十分鲜明的世俗精神。西晋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世俗精神，文学、音乐尤其突出。

有的西晋士人从“贪鄙、淫僻”的世风和轻佻浮躁的士风中突围出去，从而引领文艺回归凡俗，这也体现了西晋文艺的世俗精神，如：潘岳、左思对亲情的抒写；当世文臣武将入画；“啸”、“詠”等音乐形式和琴、笛等乐器的逐渐流行等。

二、分封制与西晋文艺的世俗精神

陈寅恪先生说：“罢州郡武备与行封建制度，是西晋政治上的两件大事，影响甚巨。”分封制于西晋政治之重要性可见一斑。泰始元年武帝分封诸王，目的是依靠宗室戚属长久稳定西晋政权。陈寅恪先生指出，西晋采用分封制度意味着代表儒家强宗豪族的司马氏夺得了政权，九品中正制被门阀制度所取代。分封制减少了西晋庶族、吴蜀亡国文士的进身的途径，士人出现隐逸避世和攀附权贵两个极端，总体上后者居多。分封制还是西晋陷入内忧外患的罪魁祸首。

《晋书·简文三子传》唐史臣评曰：“列代之崇建维城，用藩王室，有晋之分封子弟，实属乱阶。”“晋氏之祸难荐臻，实始藩翰。”西晋分封制一方面造成西晋文士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文艺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减少了西晋寒士、亡国文士的进身途径，他们被迫放弃文艺创作的原则和健康的审美趣味，去迎合掌握权力、财富的诸王的审美趣味，西晋文艺因之具有浓郁的世俗精神。

汝南王司马亮虽“少清誉有才用”，因“诛杨駿之功过差，欲以苟悦众心，由是失望”。可见，司马亮贪婪、虚荣、胸无大略。楚王司马玮“性很戾，不可大任”，只是贾后削除卫璀、司马亮的一粒棋子。赵王司马伦“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后伦、秀“矫诏”、篡位。“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伦无学，不知书，秀亦以狡黯小人，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竟荣利，无深谋远略”。“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

伦继位后，“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於赐，金银冶铸不给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司马攸）风”，辅政后大兴土木、“沈于酒色，不入朝见”、“惟宠亲昵”，最终令“朝士侧目，海内失望”。长沙王司马乂“孺慕过礼”，诛杀冏，终卷入骨肉相残的争斗杀伐中。成都王司马颖做了“储副”后，“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众望”。

由上引《晋书》关于西晋诸王的记载，可知，汝南王司马亮、司马颙、司马越、司马冏年轻时候确为可塑之才，然一旦卷入政治斗争中，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司马玮“性狠戾”，成为外戚残杀大臣、诸王的棋子，因“无学”、“不知书”而“庸下”、“无智策”的司马伦任用如牵秀一样的邪佞之人，只图获取“荣利”，因“狗尾续貂”而臭名昭著。司马玮、司马伦简直就是政治灾难的制造者。

司马颖、司马越有“无君之心”、“不臣之迹”，也是西晋政治混乱的罪魁祸首。唯有“少有清名，轻才爱士”司马颙留下一个好形象。总之，西晋自永熙元年陷入宗室内乱之后，“八王”就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权力争夺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阵热闹后都不免沦为权力的牺牲品。

西晋藩王昏庸、贪婪和残暴，与建安“三曹”迥然有别，西晋一大批有文才的士人不仅没有受到他们的延揽、爱惜、保护，而且或直接或间接地死于他们之手，陆机、陆云、潘岳和张华就是例子。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故以“二陆”之死为例再说明之。

《晋书·陆机传》载，陆机委身成都王司马颖，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讨长沙王乂，让陆机作后将军、河北的大都督。后作战失败，遭宦人孟玖、牵秀诬蔑，他们说“陆机将反”，遂被害于军中，弟陆云和子蔚、夏一同罹难。

陆云原本是一位恪守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士，不像他的兄长那样性格张扬、功名欲强烈，但因兄长连坐被处死。陆云之弟陆耽在陆机之祸中同样惨遭杀戮。

可见，在西晋诸王相争的政局中，文士的生命如同草芥，生前甚至死后只充当诸王争权的工具，为权利而生的诸王是不会把文士的德、才放在眼里的，诚令人扼腕慨叹矣！

从《晋书》、《晋阳秋》等的记载来看，西晋藩王根本就是一帮只知追逐政治权力和物质欲望的动物，与西晋之前之后的诸王、太子相比，他们显然文雅不存、浪漫不再。“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是啊！当统治者昏庸、贪婪、残暴，没有起码的文艺情趣，小人一旦得势，最先遭到杀戮的就是那些以正直、清高自誉的苦命文人。

陆机、陆云、潘岳、张华等西晋文士的遭遇与屈原的遭遇何其相似！张兴成先生指出，“西晋宗室封爵”的特点包括：“皇子、皇弟等受封王爵等高爵者年龄均较小”；受封年龄较大者；“西晋始封王的封国等第并非固定不变，存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西晋分封制所封诸王的年龄普遍较小，因此西晋分封的诸王大多缺乏文艺积累，由之更谈不上什么文艺才能，这是其一。其二，西晋分封诸王封国的流动性不利于延揽、聚集文艺人才。

由于以上原因，分封制下的西晋诸王形成的对文艺、文士的认识势必深刻影响到整个西晋文艺、文士的状况。西晋分封制下的宗室诸王承继了司马懿、司马昭父子“务深方术”而“迹沉儒雅”的禀性，不论文士们选择依附他们，还是抗拒他们，结果都是“运涉季世，人未尽才”。

仅仅因为某一个后世看来十分荒谬的理由，文士就遭到无辜的杀戮，他们满腹的文才根本触动不了宗室诸王们内心起码的怜悯、珍惜之情。极度缺失文艺趣味和文艺精神的西晋宗室诸王会给西晋政权、文艺带来什么有益的作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西晋诸王之所以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其根源就是分封制所赋予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然而，他们似乎并不自知自足，更是逆魏晋文艺自觉的时代大潮，变本加厉的戕害西晋文艺、文学的一个个“脊梁”，无情地将之纷纷击碎，让西晋文艺、文学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先言“晋虽不文，人才实盛”，然竟以“人未尽才”之慨叹结束，极能揭示西晋文士、文艺之不幸、西晋文学成就之不高，士风卑俗，文艺充满世俗精神无不与西晋分封制息息相关。

总结

西晋政权的非正义性促使文艺之士普遍形成“卑佞”、“进趣”、“轻躁”之人格，形成“身名俱泰”之人生情趣，进而渗透影响他们的文艺创作，西晋文艺因此充满浓郁的世俗精神。西晋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导致前治后乱之政局打破了文艺创作的稳定环境，肆意戕害许多即将达到文艺创作成熟期的文艺之士，如“二陆”、潘岳，西晋文艺的这种意外中断让西晋文艺很难有机会平静地反思，因此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升华，很难再有机会突破既己形成的世俗精神。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独有西晋没有形成文人集团，原因是分封制下诸王大多昏庸、贪婪、残暴，缺失文艺情趣，没有延揽、爱惜文艺之士的浪漫和风雅。在众多小人的谗毁、操纵下，西晋文艺之士频频惨遭杀戮，这就遏制了西晋文艺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悲剧要到偏安江南的东晋才得以改变。因为政治，西晋文艺被迫走向世俗，政治是西晋文艺世俗精神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