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来历：本是周天子亲封的唐国，却突然更名为晋国

（王清茗）“剪桐封弟”的典故耳熟能详，直接道出了山西或者古老晋国的由来。

周成王年幼，还是周公旦摄政时候，随意将一片梧桐叶剪成玉圭形状递给叔虞。叔虞将此事告之了周公旦。周公旦向周成王求证，成王说这是戏言。不料周公旦正色而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周成王认识到自己错误，亲政后便按照“天子无戏言”承诺，将唐地封给叔虞，唐叔虞便在历史上出现了。

唐叔虞，姬姓，虞为名；叔，表示在年龄在周成王之下，按照伯仲叔季的排序，为武王姬发三子。叔虞封在唐地，故以唐为氏，也成为诸侯国的国号。但不料叔虞之后，其子姬燮父将国号改称“晋”，唐叔虞被奉为晋国开国君主。最早出现姬燮父改唐为晋考证的是《汉书·地理志》：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

一脉而改国号，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除非改朝换代。在严格尊崇王道体制社会中，如果不是发生足以更改现状和历史特别重大事件，姬燮父敢于主动更改国号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煌煌周礼数千言，随便一条便可以认定姬燮父离经叛道，周天子可吊民伐罪，天下诸侯共诸之。如公元前532年发轫的田氏专权至公元前391年取代齐康公、公元前386年被周天子正式册封，前后历经一百四十余年，田氏家族也没有敢更改齐国国号。

国号代表着正统。从唐国到晋国，国号的变更仅因为迁徙晋水便显得有些牵强。在当时的礼制中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礼记·曲礼下》）。这段话最现代的解释是：无论国君还是庶人，父母都已亡故后是不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自己未来发达了，也不能更改给先人的谥号，以表示对先人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的真实记录。这段话，也是孔子“三年无改父之道”的理论支撑。

如果强行更改，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作为一国国君，如果失去封地或者灭掉同门，史书上可以直呼其名表示政治上的否定而不用为尊者讳。因此，姬燮父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迁居晋水旁而轻易改唐为晋。何况还是周代早期，以山地川泽命名国名、地名的习惯并未普遍认同。《周礼·夏官司马》中明确表示，“邍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邍、隰之名。山师，掌山林之名。川师，掌川泽之名”。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从周朝起才开始对河流、山川进行正式命名，后世无论是春秋争霸的诸侯还是战国七雄的国号，均与地名无关，相反是国号确定了国界的范畴。

剪桐封弟的故事发生在周成王十年（公元前1033年）前后，《汉书》的成书年代最早也在班固病逝之前（公元92年），中间差距千年，班固所言有附会和传讹之嫌。

晋国起源居然扑朔迷离。直到2017年“大英博物馆”馆藏康侯簋才多少露出了端倪。康侯簋为1931年6月河南浚县辛村（今属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庞村镇）卫侯墓被盗祭品。康侯簋继承了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简朴风格，线条粗狂而文字较为娟秀，其中康侯簋上二十四字铭文却记载了商末周初决定后代历史走向的三件大事：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和康叔封卫。

除武王伐纣为开国战争外，周公东征和康叔封卫都是维护西周统治而行之。当时的状态是因为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遭到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的抵制和反对，并且三人还散布谣言，蛊惑天下人指周公旦有意帝位，同时联合商纣后裔武庚及东方各诸侯国，包括唐国的贵族们也蠢蠢欲动，以“清君侧”的名义公开反叛周天子。在不得已情况下，周公旦开始东征平叛，史称三监之乱。

周公旦东征获得了极大胜利，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一系列举动稳固了周王族政权，周成王得以顺利权利交接，同时将康侯封地固定在卫国。康侯，便是《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的卫康叔，周武王同母少弟也。

这三件大事均发生在周成王还未亲政时期。等成王亲政恪守承诺将唐地封给叔虞后，无论是周公还是成王，都面临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必要过程。为了抒发治世理想，周公旦亲自作文，反复告诫前往封地的康侯理政要诀，即《尚书》中收录的三篇经典大作：《康诰》《酒诰》《梓材》。

康侯也不负众望，在卫国励精图治，实现了周公保境安民的最低要求，受到了周天子的赏赐和接见，并且在成为周易六十四卦中晋卦的最直接注解——卦辞。也就是说，从易经八卦形成后，晋字才正式出现。因为在存世文件中，甲骨文无晋字，金文无晋字。

“君子以自昭明德”。周易中的这句话继续对晋字的起源有了更深刻的剖析。晋字代表着积极、阳刚、如日出东方时刻充满着希望和力量，又有着柔性的力量如周公旦般无私付出。

从《康诰》文辞中不难发现，尽管康侯治理有方，但也没有到达成王和周公旦理想治世的目标和效果，他们希望天下瑞相出其不意的呈现在世人面前，来维护成康盛世的基本体面。

终于，唐国有了包括现在还在念念不忘的天下乘禾的现实景观。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一枝禾苗上，居然有两个谷穗，世之罕见今古奇观！叔虞的封地里丰收在望，他立刻将嘉禾进献给周天子。海内无出其右，没有比粮食倍增再好的消息了，也没有任何理由驳斥唐叔虞的德政。因此，周成王或者周公旦，将一个代表鲜活而向上、所以美好祝福拥于一身的字赐给了唐国。

这个字就是晋，为嘉禾并穗而创造的的一个新字。

可惜《归禾》《嘉禾》都已失传，无法从文字中体会当时中央政权的喜悦，但作为举国大事，特别是更改封地名称，按照当时的礼制和规矩，应该包括祭天地祖宗、传檄天下，甚至需要长时间的斋戒沐浴等繁琐仪式，按照周礼规定，祭天祭祖仪式至少间隔半年以上，“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

唐叔虞没有能等到这一天而作古，更名仪式只好由其子子燮父完成。这也是没有经天纬地的功绩背后，子燮父敢于更换唐国国号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晋水是条语焉不详的河流，文史专家一般指现在太原市晋祠由悬瓮山下奔涌出的河流。但是这条晋水登上历史舞台最早也得在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晋阳城建城之日。可惜周成王时代，无论是周公还是唐国的势力范围，还无法到达现在的太原地区，以晋水而名，更是一种想象。

后世训诂对晋字的另一种解释是：天子之言如两支射出的箭，或言两支箭插在一支箭壶中。以对周成王天子无戏言的追溯，表达晋人“言出如矢、落地成金”的理念。在对康侯簋铭文充分解读前，可以对晋字做此理解。但古人同时释放两支箭羽的典故并没有相关佐证出现，双箭为“臸”，有终极、到达的贬义，更含有赌咒的成分。成语强弩之末，已经将箭的凶杀和没落写得清清楚楚。《论语》讲，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因此，对晋字这样的释义很难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名号里。

《彖辞》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周礼·春官·典瑞》又曰：王晋大圭。

只有晋字，才能吻合唐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社会现象。这分明是昂扬向上的的青春咏叹，一幅江山春光图，从渐次勃发到万木葱茏，不仅有希望的景象，还有耕田者勤劳的姿态，柔中带刚。

唐国更名，正是《周易》成书或者趋于成型的时候。周成王或者周公旦认为，相比卫国，给唐国改封这个美好称号应该顺理成章，毕竟唐叔虞与周成王均为武王姬发大宗一支，同宗同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