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灾民买不起米，知府却下令米价继续上涨，灾民：不愧是好官啊

中学课本中的《岳阳楼记》特别受国民喜欢，就算是毕业多年的人，也能随口就背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

在大家的印象里，范仲淹好像就只是个钟情于山水的文学家，哪晓得他还是北宋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厉害人物呢。

那范仲淹在官场到底是啥样的人呀，他又干出了啥令人惊叹的事儿呢？

公元989年8月29号，范仲淹在苏州吴县出生。他家是没落的贵族，他爷爷范履冰在唐朝当过宰相，只因看不惯武则天越权的举动，多次顶撞女皇，就被随便安个罪名给赐死了。

特别可怜的是，范仲淹才1岁时，他父亲范墉就生病去世了，他母亲为了能活下去，改嫁给了山东淄州长山的朱文翰。

范仲淹的继父特别喜欢这个奶呼呼的小婴儿，给他改名叫朱说，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

当时，朱文翰是淄州长史，在县里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而且人家是进士及第，就跟现在的博士差不多，是个有文化的人。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的心啊，范仲淹的母亲选朱文翰当第二任丈夫，其实就是想给儿子成才把路铺好。

多亏了继父的用心培养，范仲淹踏上了从政之路，他26岁考中进士，接着就改回原来的名字了。

范仲淹功成名就后，从当县令起步，他一直把民间的苦处放在心里，干得特别出色，官职也越升越高，到庆历三年的时候，搞起了为了整顿官吏作风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要给官员增添绩效考核的机制，把不合格的官员淘汰掉，精简机构，从而节省财政资金。

一个普通的在职官员提出这种改革政策，放到现在都得担很大风险，何况是在少数人掌权的封建王朝呢。

果然不出所料，这项了不起的“变法”很快就被贵族官僚阶级给整没了，改革派的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人也先后被贬出了朝堂。

庆历六年（1046年）的时候，他的朋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把岳阳楼重新修好了，晓得范文笔不错，就叫他写篇文章，来庆贺新岳阳楼建成。

读过《岳阳楼记》的人肯定都觉得，范仲淹是站在岳阳楼的观景台那里，看着眼前的漂亮景色，一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捋着胡子，一下子来了写诗的兴致然后写出来的。

但实际情况是范仲淹根本就没去过岳阳楼，这大名鼎鼎的《岳阳楼记》纯粹是凭借他超强的想象力写出来的。

咱们一方面钦佩范仲淹那超厉害的空间想象本事和特别出色的文学水平，一方面又能从《岳阳楼记》里感觉到那么一点儿隐隐约约的惆怅味道：

登上这座楼啊，就会有离开国都怀念家乡，担心被谗言中伤害怕被讥笑，满眼都是凄凉的景象，感慨到极点而悲伤的感觉啦。

范仲淹仕途不顺，改革也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借物表明志向，借景抒发情感大概是他当下唯一能做的啦。

但是范仲淹可没丧失斗志，就算改革失败了，他还是对国家的大好河山感情深厚，对生活在这儿的百姓满心怜悯。

这就是为啥发了一通官场不顺的牢骚之后，文章最后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千古名句，范仲淹这时的心情用悲天悯人来形容最合适不过。

北宋皇佑二年也就是1050年，江浙那一块儿出现了特别少见的饥荒。咱一直觉得，长江三角洲向来都是土地肥沃的产鱼产米的好地方，咋能没饭吃呢？

可是在一千多年前的江浙，根本不像如今有这么齐全的防洪手段，一旦长江堤岸决口发了大水，成千上万亩的良田眨眼间就全毁了，各类灾荒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虽说史料没记下这次江浙受灾到底是啥原因，可这次饥荒影响的范围特别大，让当地经济严重衰退，灾民都没饭吃，易子而食这种人间惨事不断发生。

太平的时候，江浙那一片原来是官员们争着想去的地方，可这会儿却变成了大家躲都来不及、特别忌讳的地方。

然而范仲淹偏要迎难向前，主动提出去杭州当父母官，朝廷正为这事儿犯愁呢，有人愿意接这活儿，当然乐意得很，没多久范仲淹就在杭州上任了。

刚上任就得应对那难搞的灾民潮，尽管范仲淹早有准备，可还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从白天一直忙到凌晨，到处去借粮来救济灾民。

很快政府的储备粮就没了，剩下的储备金也早就因为赈灾买粮用光了。要是普通官员，这时候只能关起门来上报朝廷，等着上头拨钱发粮，可范仲淹不是普通人。

范仲淹走访摸排后发现，杭州城里几个大米商手里还有些米，他们为多赚利润，不仅没降价，还把米价大幅提高，从平常120钱一斗涨到了150钱一斗。

本来受灾后大家手头的钱就不多，这一涨价，人们就更没法买了，所以才有了大批吃不饱饭的灾民。

北宋在我国各个朝代里，经济社会发展那是相当繁荣，所以政府很少直接插手市场，米面油的价格向来都是按市场定价的规矩来。米商这次“趁火打劫”虽说不地道，但也不犯法。

不过这次灾民数量众多，朝廷里好多人都说，得帮老百姓把米价降下来，直接半价卖最好，这样百姓不就能都有饭吃了嘛。

对于米商少赚的那些钱，政府给打个欠条，等国库啥时候有钱了，就用财政资金还人家，要是还不上，那就只能让他们自己吃哑巴亏啦。

范仲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纷纷进言，盼着他动用知州的权力，让米商自愿把米价降下来，用半卖半送的办法卖米。

要知道两害相较选轻的，牺牲一小部分米商的利益，既可以让政府树立起公信力，又能帮灾民熬过饥荒，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谁知道范仲淹对手下的提议没啥兴趣，在仔细考察了杭州的其他商业情况后，他弄出了一套整体的经济刺激计划，排在头一条的是：米价不但不能降低，还得接着往上涨，政府建议卖180钱一斗。

范仲淹手下的官员们一听到这个政策，脑袋就跟拨浪鼓似的，不停地摇。他们私下嘀咕，这范知州家里准有卖米的奸商，他这是要趁火打劫，发国难财呢！

上一任知州虽说也贪，可也没这么张狂啊，难道范仲淹在朝廷里有啥靠山护着，他就能这么胡作非为啦？

面对下属们的质疑，范仲淹没多解释啥，也不指望一下子所有人能懂他的用心良苦。

实际上，范仲淹不光提高米价，还让政府各部门组织划龙舟比赛、翻修庙堂、修缮楼院这类活动。谁响应政府的倡议，他不光亲自到活动现场讲话，还拿出实实在在的钱来补贴。

朝廷收到范仲淹的整套经济刺激计划后，朝堂里全是骂声，都讲这个范仲淹铁定是借着机会报复朝廷，故意损害皇帝在百姓心里的好形象。

如今杭州的老百姓都快没饭吃了，他倒好，还有心思大搞建设又娱乐大家，这样的贪官不马上押回京城砍头，难道还等着留他到过年呀？那段日子，弹劾范仲淹的信件堆起来能有一人高呢。

宋仁宗瞅着那像雪片似的弹劾信坐立不安，他向来很欣赏范仲淹，也挺支持范搞的庆历新政，原本指望范能施展聪明劲，帮朝廷解决难题度过危机，可谁都明白他的打算跟朝廷的初衷根本对不上，他这到底是犯疯病了还是老糊涂啦？

不成，一定得把他叫回京城弄个明白。他要是能讲得清楚也就算了，要是讲不清楚，立马把他的官给罢了，关进大牢，永远不再用他。

范仲淹跟别人懒得去解释，可跟宋仁宗就得讲真话。要是这项政策皇帝不批准，不光救不了灾民，他自己还得被弹劾，连命都可能保不住。面对皇帝的质疑，范仲淹把自己搞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的想法全都讲了出来。

第一，杭州现在灾民不少，因为在本地没工作，没饭吃，好多人都跑去别的城市讨生活，使得当地经济进入了恶性循环。

范仲淹主张在本地大搞建设，发展娱乐行业，就是为了让杭州更有魅力，让杭州用工需求变大，从而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这项政策啊，就是要全力激发杭州那些有钱人家的消费和投资劲头，把经济给搞活，把人才给吸引住，只有把人才留住了，杭州的经济发展才能有盼头。

第二，杭州当下米商手里是有米，可总量不算多。要是政府硬去干预市场，把米价压得特别低，虽说能解眼下的急，不过肯定会让米商没了积极性。等他们把手里的陈米都卖完，这些米商肯定会跑掉。

而且啊，要是杭州米贱这事儿传出去了，那所有卖米的商人都会躲着杭州，当地大米的缺口就会不断变大，米价也会一直涨上去，所以用行政手段打压米价，这就是只瞅眼前不顾以后。

范仲淹的打算呢，是得反过来做，只有把米价抬高，让全国的米商都觉着能赚钱，他们才会一股脑儿都到杭州来卖米，这样才能从根儿上把当地粮食不够的问题给解决喽。

要说担心大米贵老百姓买不起这事儿，范仲淹笑着跟宋仁宗讲，根本不用愁，可能有那么一阵子，米商会高价卖米，不过因为有别的相关政策帮衬着，老百姓咬咬牙也能挺过去，这属于改革的难受阶段。

只要等到米商全都涌进杭州，市场上大米多到卖不完，高价大米肯定没人买，政府说的建议零售价也就只是个说法，最后大米价格肯定得降，没准比120钱一斗还低呢。

宋仁宗听着听着，脸色慢慢变好，从生气变成高兴，要不是身为皇帝得在臣子跟前维持庄重，他恐怕都要从龙椅上跳起来给范仲淹叫好啦。

范仲淹真不愧是个奇人，他救灾的法子很特别，几乎其他官员都想着搞赈灾，就是把现成的粮食和钱发给穷人。

但实际情况是朝廷花了大价钱，把国库都掏空了，然而经过各级官员一层一层地克扣，最后到灾民手里的恐怕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不但没起到救灾的作用，反而让一大群贪官污吏发了财。

范仲淹的经济刺激办法，几乎没让朝廷多掏一分钱，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规律，靠鼓励性政策把当地经济搞活，让当地富人有消费的想法，这样就拉动了内需，增加了就业，从根本上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了。

宋仁宗立刻把桌上的弹劾信往地上一扔，笑着跟范仲淹讲：“范爱卿，朕懂了，你赶紧回去实施你的经济刺激计划，别管别人咋说，朕信你。”

杭州推行范仲淹的新政之后，这城市整个大变样了。邻近城市的知府成天忙得不行，又是施粥又是派粮的，可百姓根本不领情，骂声一阵接着一阵。

然而杭州就好像一个大大的施工现场，好多寺庙、楼院都立着高高的架子，工人们有的在凿墙，有的在刷浆，相互聊的都是昨天挣了多少，明天哪家有个大工程……

在其他受灾的县市人口大批往外走的时候，杭州反倒特别热闹。西湖上赛龙舟那敲锣打鼓的声音，还有围观群众的呼喊声，使得大家都忘了这儿原来也是灾区。

各种酒楼茶馆里都是满满的客人，大家挣到钱心里美着呢，一甩手就花好多钱点一桌子酒菜，悠哉悠哉地打发不用干活的夏日午后。

反正啊，范仲淹搞了个与众不同的赈灾办法之后，杭州就没一个人饿死了，城市经济很快也好起来了，还实现了逆着形势增长的不错成果。

宋仁宗在朝堂上夸赞了范仲淹在杭州的功绩，在皇佑四年（1052年）把他调到颍州当知州，颍州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宋仁宗期望范能施展才能，让颍州的经济变个样，变成第二个杭州。

可惜得很，范仲淹在前往颍州上任的路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当时他64岁。

这位北宋了不起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到生命的尽头，总算达成了他在《岳阳楼记》里提到的政治理想，给杭州的百姓带来了好处，然后潇洒离开，一直到现在都让后人特别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