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如何让“不响”响起来

本文转自：内蒙古日报

他如何让“不响”响起来

——电视剧《繁花》观后

◎毛时安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经历了10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长等待，终于在2023年末“千呼万唤始出来”。播映不久就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轰动效应，街头巷尾热议纷纷，成为跨年度的现象级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说。2013年小说《繁花》刚一出版，金宇澄就送给我一本，当时我非常认真地读完了，并与作家对话于长宁图书馆举办的《繁花》分享会。金宇澄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一直是非常有语言特点的。就此小说来说，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沪语思维——用上海人的思维方式，用上海人看生活和社会的眼光，在文字上用“沪普”写作，严格来讲，《繁花》并不是纯正的上海方言小说。文中多次出现的“不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为上海人一般会用“勿响”。所以金宇澄一开始就讲明，希望北方读者不要因为语言隔阂而产生阅读的障碍。因此，他规避了许多上海方言语汇，譬如最常用的第二人称的“伊”。最重要的是，金宇澄对于语言的节奏感把握得很好，他吸收了很多评弹、评话的说表艺术。有了这样一些语言节奏和语言方式，《繁花》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有韵味。它的被改编是必然的。

文学原著的改编有两种。一种是忠实型改编。如话剧《繁花》。其改编忠实于原作风格，保留原著人物关系和情节走向，犹如足球防守中人盯人形影不离的贴身紧逼，呈现出一种与原著轴对称的美感。另一种是创造型改编。这是一种充满挑战和不可预知风险的艺术投资。作为驰骋世界影坛的一代名导，王家卫显然不甘于亦步亦趋的被动改编。难得的是，剧集的改编是作家与导演的“共谋”。作家说，原著交给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也是剧集《繁花》创作的一段关于艺术家彼此默契信任的佳话。

现在的剧集《繁花》和原著小说是平行世界，是彼此呼应的复调，而不是你唱我和的和声，是一种从王家卫《花样年华》出发的解读。那种陈逸飞油画般精致的画面，光影色彩的华丽对比，一反小说白描的市井画风格。第一集开始不久，西装笔挺、器宇轩昂的由胡歌出演的阿宝，在爷叔的点拨下，出现在灯光幽暗暧昧的和平饭店套房，就带着鲜明的王家卫记号。那些读者熟悉的人物、故事全然“陌生化”，令小说《繁花》的荧屏呈现产生了剧集带给观众的独有的惊讶与喜悦。

几乎所有沉浸于小说《繁花》的读者，都会被书中1000多个“不响”迷得神魂颠倒。“不响”使小说像个神秘客：来自上海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平头百姓，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约而同做着“闷声不响发大财”的上海梦、中国梦，也让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用充满想象的语言揭示出人物心理的巨大能量。但剧集不是当年游本昌演的“哑剧”，而且小说无处不在的“不响”赋能导演，给了他填满“不响”空白的灵感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大开大合地完成《繁花》“不响”的填充题。

从小说的“不响”到剧集的不得不“响”，剧集《繁花》犹如黄钟大吕地“响”了起来。

剧集“响”在时代的加持。小说中的时代是藏而不露的潜流，不显山不显水地浸泡着生活和人物。剧集中的时代则按捺不住地急切地破门而出。认购证、股票、股市开锣，黄河路美食街上的霓虹闪烁……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开始经济腾飞的画面让人血脉偾张。王家卫导演表示：“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的十年，变成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加持。”为了“响”起来，王家卫先做减法，把小说中阿宝、沪生、小毛的三驾马车，变成了阿宝的独角戏，减掉了许多童年交往的故事，把时间线集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然后做加法，让阿宝轰轰烈烈地“响”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最早开启了中国梦的序幕，从股票认购证到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及之后的房地产开发，直至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所以阿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九十年代上海人重新唤起梦想的一个符码和代表，而上海就是阿宝整个人生发展的大平台。

历尽人间沧桑老谋深算的爷叔，以“教父”的身份空降到阿宝的生活中，他点铁成金，让阿宝举债借钱住进和平饭店自己当年享用过辉煌的豪华套房，带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上海版味道。老爷叔的出现，使阿宝的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人。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有着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前世今生。精心选择的黄河路美食街聚集了来上海的三教九流，进贤路貌不惊人的夜东京餐馆集中了上海市井世态人情。时代加持的涟漪在这里泛起。电视剧《繁花》以王家卫的艺术叙事方式和精致讲究的电影拍摄手法，展现了一个风起云涌、极具质感的真实时代，同时又细针密线地勾勒了阿宝和他同时代人在时代大潮裹挟中命运的跌宕起伏。在阿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成长和发育的过程”。电视剧没有向观众讲述阿宝、沪生和小毛在小时候和年轻时的故事，但是电视剧也有和小说相对应的大结局，宝总最后退出股票市场，离开和平饭店。我们可以预见，宝总重新站在阿宝的起点上，开始谋划人生和事业新的长征、新的奔跑和新的起飞。

剧集《繁花》还“响”在集中了一批影视界最活跃的上海儿女。从文字到声音，胡歌、马伊琍、唐嫣、陈龙、游本昌……叽叽喳喳，打开沪语版，荧屏响彻了上海声音，也让这群上海演员痛痛快快在表演中过足了讲上海话的瘾。讲上海话，让他们演起来生龙活虎，几乎以生活本色演活了自己承担的角色。从马伊琍这个夜东京老板娘的眉飞色舞间就可以感受到，她是多么享受角色给予的审美快感！

当然，剧集《繁花》并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摹本和复刻。全剧洋溢着一股温暖的现实主义温情。被撞的阿宝明知肇事者是谁，却装作不知。电视剧开始不久的这一桥段，预示了上海底层市民在时代大潮中相濡以沫、担当而宽容。同样，阿宝有难，玲子也挺身而出。诚如大家所言，旧人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楼，上海的生活更替有序，人心却越磨越软，这就是上海人的善与美。

电视剧《繁花》也留给我们许多创作思考。第一，给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注入了一股精气神，强化了让人振奋的文化符号。2024年，我们期待从昨天的崛起汲取精神的动力。第二，电视剧《繁花》以其飓风般的边际效应，给上海经济注入了一股来自文化的新活力。第三，《繁花》在中国的南北观众当中形成了热议，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可以断言，在海外的华人观众当中，《繁花》也会掀起波澜。一部作品最怕的是没有任何反响，推出之后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批评。第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繁花》已经溢出了文艺界和文化界，派生出了全社会关注的诸多热点，跟着《繁花》看石库门、游黄河路、解读上海话，吃宝总泡饭、排骨年糕，领悟爷叔的人生说教……这是很难得的。我们需要《繁花》，并期待《繁花》过后的满树繁花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