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的回忆录

过年前后，和过往数十年一样，高菊几乎每天都不能休息。

炸扣肉、熏腊肉、采购果蔬……年前两周，每天早晨7点多，高菊就开始了一天的行程。下午17:00点结束一天忙碌后，在邻居家或在自家火炕旁，边吃晚饭边与邻里来一场围炉夜话，聊着村里过去一年的新鲜事、今日果蔬采购价等，直到困意袭来，才各自散去。

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年三十那一顿五个人的团圆饭。

2022年12月底，50岁的高菊和丈夫决定提前告别工作了14年的浙江温州，新的一年也将在家附近谋一份新工作。她说，多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决定——父亲因为摔伤行动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儿子24岁，需要开始为他谋划相亲事宜；老家湖南吉首市的工资也能达到了3000元/月。

2022年7月20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2022年以来，受到疫情散发、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部分行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农民工返乡就业。

一些更年轻的农民工正在谋划着留在家乡。

2022年8月，25岁的陈林在父母的几番催促下，最终从广东东莞返回了湖南吉首老家，开始了相亲之旅。16岁初三毕业后，田庆就被父母带着前往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当地农村地区的传统观念里，辍学的男生24岁之后就该成家立业，不能再一直飘着。

2023年，为了心目中更加安定的生活，这两代农民工注定将改变维持数年的生活轨迹。

寻找落脚点

“你还会种水稻吗？”

面对这个提问，高菊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点头说：“肯定的，这门手艺做了都快三十年了，什么时候该育苗、怎么插秧都还记得，但身体估计受不了那种苦了。弯腰插秧、收割时的闷热、扛谷子的累，你们这辈人肯定体会不到，年轻时我们都要用背篓背100多斤的谷子走山路半个小时。”

2008年，为了更高的收入，高菊与丈夫将家中10岁的独子交予父母，在同村人的介绍下，开始了浙江打工生活。一开始，工厂每个月工资1500元—2000元，就已经远高于种庄稼的收入。

高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时大米不到2元/斤，五亩稻田的产量除去自家吃的，售卖能挣个5000元左右。种西瓜、冬瓜、白菜等果蔬，等到秋冬季上市的时候，总共只能挣不到1万元，这还是赶上一年收成比较好时才能有的结果。日子也就这样紧巴巴地度过了人生的前36年。

上世纪80年代末，大量农民工就摆脱土地的束缚，涌入城镇，而这也符合经济原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此后，贡献比逐渐滑落，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到7%以下。

回忆起那段背井离乡的日子，高菊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都向往留在大城市，当初去温州就是为了挣钱，14年来从没想过定居在温州。

直到2022年离开，温州这座常住人口近千万的城市没留下关于她的任何痕迹。她对于温州的记忆也在消退。但仍然记得，她在温州的头几年，租住的是随意搭建起来的破旧棚屋，炒菜、睡觉都被压缩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只要有加班机会，自己和丈夫都会选择加班。

对于温州的特色菜、著名景点甚至温州有几个区的提问，她都答不上来。但回忆起曾经待过那些工厂，她却能说出一串名词——剪衣服线头、做鞋底、缝纫等。只是，这些工作经历并没有给她寻找下一份工作带来任何技能优势。

回到吉首后，高菊说，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一家人每天都能在一起吃热乎饭。但相应地，家人间的争吵也变得多了起来。“这样的生活才像一家人的样子。”

过年期间，她仍然没有给自己“放个假”，几乎每天轮转在各种家务、超市和集市采购间奔走。她说，以前每年离过年还有一周左右才能回家，今年提前了二十几天。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长时间来准备过年，所以今年要过个大年。

近期，高菊24岁的儿子对她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休息一下喽，不用那么着急。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但和上一辈一样，高菊似乎已经习惯了保持这样的工作强度。她76岁的父亲摔伤也是发生在去卖菜的路上。

她说：“村里的田地绝大多数都荒废了，我们现在也干不动农活了。村里的房子就是我的最终落脚点。儿子以后去往哪里，就看他自己往哪奔，我们也不会去干涉他。”

停留在家乡

2013年，陈林初中毕业时，老家那座目前常住人口约40万的中小城市，仅在市区有一家麦当劳，且常常排着长队。对于只有初中文凭的他，当地适合的工作机会屈指可数，跟随父母外出打工成为了周围人眼中最理所应当的选择。

陈林也是这样想的。一开始，逃离学校“朝7晚9”的生活、赚钱自己花让他对打工生活反而多了几分期待。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厂单线条生活，打工从赚钱的兴奋，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厌倦、频繁跳槽，甚至超额消费买手机、借网贷等。

他说，一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父母可以做到一年有340多天都在工厂里工作。但最直观的体现是，父母十余年的打工生活换来了老家农村两套三层楼房。他自己则只能勉强不需要再向父母额外要零花钱。

近两年，陈林才开始慢慢习惯将打工的钱攒下来。“那个时候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个成年人了。”

2018年，因为身体原因，陈林的父母提前结束了外出打工生活，在老家做起了贩卖蔬菜的小生意。打工，变成了一个人的“莞漂”。4年后，他也在父母的几番劝说下，也回到了老家。此时，老家各种大型商超、连锁咖啡店、奶茶店已经是遍地开花。

对于相亲，一如辍学就去打工，陈林并不抵触。其实，这在他所在的村，也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他的一些同龄人，都已经在父母的推动下，完成了相亲-结婚-生子的过程。

2022年8月，回到老家后，为了让陈林有更多的相亲资本，父母给他首付购置了一辆10万元的车，车贷由陈林还。同时托关系给他在一家二手汽车店寻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岗位。

4个月过去，相亲进展得很顺利。今年大年初二，他也准备去女方家拜年，这预计又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当然真正的大支出还是在结婚，预计花费在20万元以上。买房买车已经掏空了家里人所有的钱袋。新的一年，攒下来结婚的钱，成为了一家人最大的心结。

他说，因为要忙于准备结婚、生孩子，未来几年预计都将停留在老家工作，再次外出打工已经不现实了。“现在村里很多有小孩子的同辈人也都不外出打工，在做外卖骑手、做装修工、干苦力活等，一个月也能挣5000多元。”

在陈林的记忆中，从小学开始，自己和弟弟就成为了留守儿童。“那种滋味不好受，所以有了孩子后，可能还是尽量留在当地工作生活。经济上肯定有压力，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比以前好多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