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书迹究竟是何面目

陕西汉中石门曾有一“衮雪”刻石，据传为曹操手迹。但无论是从落款“魏王”和疲软的书写风格来看，实无可能，应纯属后人凭空伪托之作。曹操书迹究竟是何面目？从汉末三国时期的八分书面貌即可知。

汉中石刻——曹操伪作“衮雪”石刻拓片

陕西汉中石门有一景观，即所谓曹操书“衮雪”刻石，据说此为魏王曹操绝无仅有的手迹。但1967年因修路建水坝，“滚雪”景象不复见，惟有“衮雪”刻石仍藏于汉中博物馆。原刻石位于陕西汉中褒斜道石门隧道以南约半里，褒河激流中的一块巨石上。褒斜道是古代连接蜀地的交通要道，石门隧道即是褒斜道上的一段南北向的隧道，这是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开凿年代是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关于此作，一般的说法是，“衮雪”二字取材于《汉魏十三品》书法佳作，此说法似有相关故事“史料”作为依据：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驻兵汉中褒谷口运筹国事，见褒河流水汹涌而下，撞石飞花，挥笔题写“衮雪”二字，随从提醒：“衮字缺水三点”。曹操抚掌大笑：“一河流水，岂缺水乎！”遂成千古美谈，后刻于河中巨石上流传。

此故事版本演绎得绘声绘色，且貌似还有出处。但，遗憾的是，故事是假的，作品也是假的。也就是说，此为后人伪托之作，而非曹操真迹。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不是曹操真迹，那么会不会是后人仿作呢？事实是，也非仿作，此纯属后人凭空伪托之作。

就其书法本身而言，此“衮雪”二字用笔疲软，笔力孱弱，有肉无骨，且捺笔有意上翘，生硬做作，无汉魏高古庄重之气象，绝非汉魏之作，甚至几近于俗书。

“衮雪”刻石落款“魏王”亦不符史实。汉魏时期，书家书字一般不落姓名款，此“衮雪”作品，横幅书写，左下角落“魏王”款，此种章法，明显是明清以后人所习用，尤其其字体，几无笔法可言，似是今日不入流之江湖书家所书。况“魏王”之称，亦属不妥。如系曹操之作，曹操本人绝不会自称“魏王”，而应用“孟德”或其他代表自身名号的落款，用“魏王”之称，有自封之嫌，岂能合理？

三国曹魏时期八分书——安阳曹魏大墓出土铭牌

就书法风格而言，汉末三国流行八分书。所谓八分书，以蔡邕为代表，即由隶向楷之过渡性书体，头尾皆有翘角，起笔皆有折刀头痕迹，注重波发之势，多为方笔。且此一时期，字形皆由扁方向正方转化。就书体而言，处于由隶向楷过渡的隶楷书。就书风而言，汉末三国之分书，皆追求华美、雄肆，且笔画极具装饰性。而观此“衮雪”刻石，笔画孱弱，绝不类八分书，且无有华美、雄肆之汉魏风骨。

就史事而言，建安二十四年三月，因夏侯渊被黄忠所斩，曹操亲率大军由长安出斜谷，与蜀军相持月余发出“鸡肋”之叹后退兵。在此期间，他是有机会在此地留下手迹的，但这毕竟只是后人的附会。而恰恰相反，曹操早于建安十年之际即下令禁碑，因而，也排除了曹操建安二十年的那一次因征张鲁而取汉中之刻碑。当然，此“衮雪”书作属于摩崖石刻，非严格意义上之碑。但汉中之摩崖，有“石门十三品”真迹足可支撑，而此“衮雪”二字，实乃后人附会之作，与“石门十三品”之审美价值相去绝远。

三国曹魏梁鹄书《孔羡碑》（局部1）

三国曹魏梁鹄书《孔羡碑》（局部）2

事实上，关于“衮雪”刻石，最早的著录是南宋时代，但并未提到曹操与此有任何关系。“魏王”二字也为后补，直到清初嘉庆前尚无此署名。从存世的极少几个曹魏碑刻而言，有《上尊号碑》《受禅碑》《孔羡碑》《正始石经》等，但这几个碑均为曹操死后才破例刊刻，故“衮雪”绝无可能是曹操作为。

既然非曹操所为，那么此作又出自于何时何人之手？其中一个说法是，此刻石出自于南宋文官书家晏袤之手。系集晏袤《山河堰落成记》（简称《山河堰》之字而成。

《山河堰》为陕西汉中褒谷摩崖《石门十三品》之一，刻于绍熙五年（1194年），刻石所述内容为绍熙四年夏水患，官府百姓集资修堰，特铭功为纪。晏袤，南宋光宗绍熙间（1190—1194）任南郑县令（治今汉台区）。北宋宰相、政治家、文学家、词人晏殊的四世孙，宋代隶书的代表人物。清欧阳辅《集古求真》卷十称：宋人隶书，当以晏袤为第一。

“石门十三品”之一——晏袤《山河堰落成记》拓片（局部）

晏袤性嗜古，尤工隶书。清叶昌炽《语石》等书对其人有记，言晏袤曾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三月，发现《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并刻长篇题记于其旁。从艺术风格看，《山河堰》与唐代隶书如史惟则《大智禅师碑》等以楷法为隶的作品不同。此作暗含篆意，略参行草笔势，整体风格取向为秦汉古法。雍容华贵，宽博端谨，造型醇古，点画飞动之势近汉代《孔宙碑》，风神逸宕，但与汉分终有差距。

观“衮雪”刻石，确有晏袤《山河堰》的风格特征，但这只是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衮雪”刻石几无笔法可言，而《山河堰》笔法完备，颇具汉魏雄强、雍容、华贵之风，与“衮雪”完全不在一个审美层面。故我怀疑，此“衮雪”亦非出自晏袤之手，而是晚近人伪托或仿晏袤之作。

既然“衮雪”非曹操真迹，那么，曹操书迹究竟是何面目？

既然至今未留下一件曹操真迹，故其本原面貌似不得而知。但我们从汉末三国时期的八分书面貌即可知，曹操为善书者，其书法面貌与当时通行之八分书比较接近，且曹操善草，其草书之风格应为当时通行之隶草书形态，但至今无一件曹操书迹存世。张华曾《博物志》载：“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崔瑗、崔寔、张芝、张昶等皆为汉末三国时的书法大家，而在张华看来，“太祖”曹操的草书水平仅次于“草圣”张芝，可见其评价之高。《书断》也曾评价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且曹操常与钟繇、梁鹄等人谈论书法，学他们的雄壮劲健之感，用笔浑博有力，尽显镇定山河的磅礴之气，因此《唐人书评》曾赞曰：“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足见其品类之高。曹操身边文士书家甚多，钟繇、梁鹄、崔瑗等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钟擅三体：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铭石书也即“刻石之书”，指碑碣、墓志等上镌刻的文字。章程书，也即当时通行之八分书。行狎书，也即相闻书（双方互通讯息的书信尺牍），行草书。钟繇既然都擅长这三种书体，那么，曹操作为魏国帝王，又兼善书者，理应熟悉这三种书体，即使不一定都擅长，但至少应该是会写这几种体的。史载曹操既然善（章）草，则自然长于作为书信尺牍的行狎书。但彼时的行狎书（行草书）与东晋王羲之时代的行草书面目还有很大差距，彼时的行草书，应该是还含有较多隶分笔意的具有隶草书形态的一种书体，这种书体杂糅了分书与草书笔意，尚处于草书的古体形态。作为一代枭雄，曹操精于谋略，能诗能文能书，绝非不通书理的一介草寇，其字当具有雄壮、恢弘之气象，而非如“衮雪”之孱弱浅俗。另，此前数年，安阳所发掘之曹魏大墓及洛阳所发掘之曹魏大墓，均出土有数量不菲的曹魏时期书法石牌，虽至今仍不能将安阳曹魏大墓遽断为曹操本人墓葬，但为曹魏时期墓葬应无可疑。从出土的曹魏石牌书风来看，是当时流行的比较典型的汉魏时代具有折刀头痕迹的八分书，若曹操善八分书，其书风面貌当与此大致相当。

安阳曹魏大墓出土的文物及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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