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守护《新周刊》16年的你，一路走好 | 告别玉燕

2025年2月4日，新周刊永远地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同事、朋友。

她叫吴玉燕，大家都叫她“玉燕”或“阿燕”。她是新周刊审校室副主任，担任新周刊校对近16年。

她生于1984年，广东茂名化州人，是家中的长女、两个孩子的妈妈。

很多同事记得她的笑容、她皱起的眉头、她改过的文稿。我们想念她。

作者 | 詹腾宇

编辑 | 朱人奉

校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良好的文字不会理所应当地出现在读者眼前。这是玉燕在新周刊花了16年时间给出的结论。

2009年，刚毕业的玉燕进入新周刊，一直从事校对工作。校对是座无声的桥，桥的这头是新周刊的采编，那头是千千万万的读者。她早已习惯忙碌，也习惯了孤独。

去年玉燕刚生了二胎，8月休完产假后恢复工作。2025年1月，一场毫无征兆的流感打断了她如常的生活。她起初打算吃药缓解，后来反复高烧不退，只能住进医院。10天后，她被确诊为严重的甲流合并乙流，转到ICU。

玉燕的先生说，她每天在病房醒来，都会问同一句话：“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进入ICU第三天，玉燕的病情迅速恶化，身体指标骤降。还没来得及留下什么言语，她便与所有关心她的人匆匆作别。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消息传来，同事们无法接受：明明年前我们还在讨论专题稿件，她还在给最新一期杂志做校对……

守护者

玉燕陪伴新周刊16年，已经成了这家杂志社最让大家熟悉的面孔之一。多年来，新周刊有人离开、有人回来，她一直在这里，埋头于文字间。

她大概是新周刊阅读量最大的人，经手的文字以千万计。一家杂志社里，记者和编辑交稿后能暂时解脱，但校对得随时待命，把好内容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而玉燕永远是站在最后一道关，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个人。

在办公室，玉燕总是伏在案前，被一沓又一沓的A4纸淹没。她戴着降噪耳机（她让我推荐耳机时没别的要求，说能隔音就行），安静地、持续地、不妥协地和海量文字、密集信息较劲。

她和编辑讨论句子怎么修改，和设计讨论版面怎么排布，留意数据出自哪儿、观点是否可靠、版面是否妥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对工作，她有极强烈的责任感：晚上在公司加班与孩子视频，她既放不下手里的稿子，也放不下屏幕那头不到1岁的、正在哭泣的孩子。

她陪伴杂志社走过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与不同风格的编辑、记者合作无间。老同事提起她，都会忆起同一个情景：

杂志下厂日，玉燕和记者、编辑、设计同事一起熬夜，夜风里有外卖的味道，夹杂着争论和玩笑。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一期又一期大小专题，大家酝酿出战友情谊。

作为校对，玉燕有一股不卑不亢的倔劲。

这么多年来，新周刊有两类特别典型的人：一是古灵精怪、机杼百出的怪才，一是“大人生活里的孩子”。后者在复杂社会里保留了纯真的心性和“精神内守”的习惯，一心钻研技术，不事讨好，笃定地践行自己的信仰。

玉燕是后者，她从来都是这样：正直得有些固执，工作原则问题从不含糊退让，不因关系亲疏而改变标准，多小的问题都要查证清楚。

作为新周刊审校室副主任，玉燕经常严格得让不熟悉她的编辑记者们感到诧异。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要做榜样，但她的言行总在为这个岗位订立标准。

《新周刊》每年24期杂志，每期杂志十数万字；微信公众号每天共计推送近20篇文章。在如此大的工作量前，玉燕依然保持严格要求。很多编辑、记者都曾经被她追着问过话，核对内容细节、讨论词句使用，但凡有一点疑问，她都要抓到人问到底，没有例外。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带着审校室的新人们，将差错率压在一个远远低于控制标准的超高水平。

她对新周刊的情感，藏在一份千锤百炼的手艺里。她珍惜所有对得住这份手艺的同僚，珍惜每一篇值得留下的文章。

因此，她从不看人下菜碟，她会跟最熟的人在工作上较劲，也给交集不多的人以真诚的善意。熟悉玉燕的同事都知道，她有一种与年龄无关的赤诚和率真。

与那些风格强烈的采编、怪作者相比，玉燕显得太正常了。当他们提出一个很抽象的选题时，玉燕有时get不到；当他们在文章里展开天马行空的表达时，她坚持改成通俗的、读者能看懂的语句。双方为此没少争执，但最后都是以作品效果为准，各退一步。玉燕给作者的个性多留了一些空间，作者也领教了玉燕工作的专业性与韧性。

在一家媒体机构里，需要有人充分施展才情，也要有人把好信息来源、通篇逻辑、字句规范等细节。说玉燕和她带领的审校室是《新周刊》“守护者”一样的存在，并不为过。

朴素的英雄主义

玉燕突然离开后，与她共事过的人被震惊和悲伤笼罩。大家一起努力拼接着她短暂人生的碎片，试图抓住一些：

“下午手机传来消息时，第一反应是确认，再来才是难以平复的难受和遗憾。这种对文字传达准确性的下意识反应，可能是和玉燕认识交往中学到的第一课。”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她真人，但她会严格到直接打我电话跟我沟通。作为一个‘社恐’，我会很疑惑：至于这么较真吗？”

“我今天才意识到，在很多关系里，她都扮演着那个充满稳定感和安全感的氛围本身，一直在透支自己。”

“她是个很好、很正直的明白人。当我陷入至暗时刻时，她真诚地鼓励过我。”

“（她）年前跟我说好累，我还跟她讲，忙完就是春节了，没想到是这样的春节。”

“我很遗憾提起她时说的是‘专业’‘负责’，我觉得不该用工作的尺度，去跟她的广阔人生道别。”

玉燕总是像姐姐一样看着一群闹腾的编辑、记者疯玩。旧人离开、新人入职，她在文字里默默地给他们修改不严谨的表达，补上他们疏忽了的东西，让本来优秀的人更优秀。

大家感激她的用心和辛苦，而她心里也如明镜一般。看了那么多文章，谁花了心思、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字里行间凸显的细节，她都知道。

她平常话不多，性格也很平和，但在与文字发生碰撞的某些时刻，会突然夸张地提高声量：“对啊！这个一看就是下了苦功的。”“对啊！怎么能犯这种错呢？”

一位前同事提到了一个细节：2018年年会，玉燕在上台前掏出一支口红，说是朋友送的，挺贵，犹豫要不要用。她像一个很少化妆的小女孩，担心涂口红显得太隆重，或让她看起来与平时太不一样，会被大家笑话。

她从来衣着朴素，很少捯饬自己，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工作和照顾家庭上。只是一个较真且负责的好人，注定要吞下更多来自生活的苦楚和委屈；一个事事负责到底但缺乏足够支援的职业女性，活得实在太累。

玉燕似乎早有把责任扛于一身的自觉，无论是作为女儿、长姐、妻子、母亲还是校对，都是如此。

玉燕曾经说，她没有特别的人生规划，碰到什么就认定什么：考上大学就上，怀了女儿就生，做了校对就一直做下去。她从不谈论太遥远的以后，尽力应对好每一件迎面而来的事情。

有同事形容，玉燕身上有一种当下少见的“朴素的英雄主义”。她不讲大道理，只是以日复一日的行动，维护校对这份职业的尊严。

在最后的时光里，玉燕谢绝了所有同事甚至亲人的探望。她给最亲近的同事最后留下的话是：

“无论是哪种病，我其实不想让同事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刚确诊了，严重的甲流＋乙流。千万别来。”

“反复发烧，还没找到原因，新年快乐！勿回。”

她从来这么倔强。审校室获评公司2024年度优秀团队，同事问她是否方便回来拍张合影，正在休养的她拒绝了，生怕传染其他人：

“我不能回去。万一我们部门其他同事也倒下了，还有谁干活啊？”

“我喜欢每个

早早乘上回家地铁的傍晚”

2月5日，我们到广州银河园，与玉燕的亲人一同送别她。

仪式只有10分钟，短得没办法消化这份悲伤。为她送行的同事都恍惚了，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大家都以为她只是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趁过年可以好好休息，回家陪陪家人；大家都等着年后一起领红包，一起完成未完成的专题……

仪式尾声，同事们在她的棺木旁绕行作别，尽可能多地鞠躬。有人握紧拳头，四周是低声的啜泣。她的遗容安静，如同沉沉睡去。

从殡仪馆出来，我们按这里的规矩洗了手、吃了糖、烧掉符纸并跨过去。我用红包里的硬币买了打火机，为她点亮一束光，愿她路上走得平坦。

为玉燕写这篇文章前，有朋友说：如果她还在，会认真帮你审校的。

我想，作为同事，纪念玉燕最好的办法，是以她的标准认真对待每一个交出去的字，为她手把手带出来的新校对们分担压力。如果她知道，应该会认同吧。

她亲手带出来的校对说：“让我来校这篇，用她教我的手艺。”

玉燕的职业生涯，由确凿的一个字一个字构成。她逐字逐句地细细校过，不容错漏，问心无愧。

漫长的时间里，许多人改变想法、中途离开，许多人并不是那么严格地对待工作、用力地抓紧生活。而她一直在这里，从不降低标准，只是埋头于段落之间排查隐患，让一字一句皆有凭依，不管人们怎么议论，潮水正向何处流。

当人们抱怨世事多变、生活泥泞时，她像听不见一样继续埋头犁了过去，于是地上长出新的作物，还有生命存活。

2020年年会，杂志编辑部表演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我喜欢》。我挨个问大家喜欢什么，改成歌词。玉燕写的是：“我喜欢每个早早乘上回家地铁的傍晚。”

她从来都如此善良又真诚，负责且专业，我们都非常怀念她。愿她一路走好，来生得其所愿，轻松安乐。

校对：邹蔚昀；运营：嘻嘻；排版：方糕